苏昊前世是国有单位里的人，做事、挣钱，都是站在单位立场上的，这就导致了他来到明朝后，还习惯于用这样的思维方式去做事。

后世的国有单位里都有“创收”这样的说法，所谓创收，就是以单位的名义去从事一些社会服务，挣来的钱归单位所有，即可以用于给职工发放酬金，也可以用于盖宿舍楼、公款旅游等与职工福利相关的支出。

后世单位上的这种创收，是受到财政政策保护的，只要交够了给上级单位的管理费，那么单位上如何分配，完全可以由单位领导说了算。

到了明朝，就是另一码事了。从潜规则上说，县衙也罢，各房也罢，自己都能够做点事情来创收，上级单位基本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潜规则毕竟只是潜规则，它在法律上是不受保护的。

在各部门挣的钱不多的情况下，谁也不会去追究这种行为，甚至于大明中枢也都知道下面省府州县有自己的小金库，明白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但这只是针对小 钱而言的，如果一个县衙里的工房一年能够挣到上万两的银子，那么县衙、府衙、布政司等等各级领导部门，恐怕都无法保持淡定了。

在这件事情上，苏昊是因为初来乍到，不懂规矩，而戴奇则是因为从来没有挣过大钱，根本就没有这种意识。如今，两个人都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工房的事情，就不能再像苏昊最初设想的那样去做了。

“老戴，依你之见，咱们的事情，该如何做呢？”苏昊问道。

戴奇道：“苏师爷，我觉得，你既有如此绝技，为何不自己开个商号做买卖挣钱呢？像那开酱坊的李员外，不过就是祖传的一点做酱菜的绝技，他的酱菜比别家更好吃，结果就家私万贯了。苏师爷你的才干与李员外相比，高出岂止十倍，如果你自己开个商号，那么当个富家翁不是易如反掌？届时，无论是知县，还是县丞，都是你家的座上宾，谁不尊称你一声苏翁？”

“苏翁……”苏昊只觉得浑身起鸡皮疙瘩了，我才17岁好不好，怎么就能被称为翁了？他也知道，在明朝后期，市井里的称谓是十分混乱的，有钱人哪怕年龄再小，也会被称为“某老”或者“某翁”，就像后世里说的“某总”或者“某董”一样。

不过，戴奇所说的方案，却给了苏昊一个启发。以工房的名义去做事情，挣来的钱是属于县衙的，谁都可以伸手索取，抢不到手的，则有可能干脆拆台，让谁都无法挣。既然有这样大的麻烦，何不索xìng自己来运作，反正这个时代经商也是非常普遍的事情了。

在中国的传统中，各个职业的地位是按“士农工商”这样的顺序排列的，商人处于非常非常受歧视的位置。在明朝开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甚至规定农民可以穿丝绸衣服，而商人则不许，对商人的轻贱可见一斑。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到了明朝中后期，商人的地位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从前那些对商人的抑制政策早已名存实亡。商人们住豪宅、穿绫罗、吃山珍、宠名jì，挥金如土。这种奢侈的生活方式不但吸引着大量的农民弃农从商，甚至于一向自诩清高的读书人也兴起了弃儒就贾之风。

如果往前推100年，戴奇劝苏昊这样有秀才功名的人去经商挣钱，恐怕会遭来一番痛斥，认为这是对一名读书人的侮辱。但到了万历年间，说这种话就非常正常了，这时候的读书人即便嘴上不说，心里对于商人的风光也是艳羡不已的。

戴奇会向苏昊提出这样一个建议，还有一点原因，就是他发现苏昊远比其他的读书人更为现实，至少在推广韩氏灶这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苏昊是丝毫不掩饰自己对于金钱的追求的。

“老戴，我如果自己开个商号，县衙这边能许可吗？”苏昊向戴奇请教道。

戴奇道：“苏师爷，你是韩知县聘的师爷，如果自己开商号当掌柜，当然不太合适，传出去韩知县脸上也无光。但如果是别人当掌柜，你只是在其中入股，那就无所谓了。县衙上下如此多的官吏，谁没有在外面的商号里有几成股份的？”

“受教了。”苏昊向戴奇欠了欠身子，表示感谢。他本来也是一个智商极高的人，戴奇说到这个程度，他如果再不明白该如何做，那就太说不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