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就过去了两个多月，长江中下游不断传回来消息，从十月下旬开始，迁移的东部百姓不断通过夔门进入四川。这次搬迁的规模极为庞大，明军从未有过这种大规模迁徙人口的经验，在迁徙的路上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多亏了李星汉、任堂他们几个人初生牛犊不怕虎、敢想敢干。明军将这些愿意来四川的百姓视为未来的同伴而不是奴隶，对沿途的伙食和住宿安排极为重视。邓名同样没有一次性搬迁过这么多的人口，所以只能让军队自己看着办。只要记得把出现的问题、临时想出来的对策以及效果都认真记录下来就可以。

这段期间，邓名一直在编写新的学生教材。在他看来，最重要的基础教育除了语文就是代数、几何和逻辑。以前邓名曾经编了一些，这次趁着有时间，每天再努力回忆一些过去读过、看过的知识。

八月底的时候，军队把几个英国人从崇明岛送过来。这几个人都是来东方的冒险家，虽然自称是商人，但邓名觉得他们其实就是铤而走险的流氓。这个时代的英语和邓名学过的有不小的区别，只会一点皮毛的邓名完全没有和这几个英国人用外语交流的能力，不过这并不妨碍邓名把他记忆中的代数公式、逻辑三段论以及阿拉伯数字通通称为翻译作品。邓名对人声称，这些东西都是那几个英国人带来的，是从他们的书籍翻译过来的——虽然邓名很怀疑这几个英国商人受教育的程度，可能都是没有接受过正轨教育的半文盲。

邓名能够回忆起来的公式都是零七八碎的，正确与否他自己也没有把握。这些东西如果署上他的名字，多半会被不少人顶礼膜拜，但如果说是几个来历不明的英国人送来的，那无疑会受到质疑，其中的错误更容易被挑出来，而且还不会让邓名脸红。不过在拼凑这些课本的时候，邓名也让人多方设法寻找一切有关代数、几何和逻辑这三门学科的书籍、资料。

邓名虽然是为五十一区编写教材，但却常常住在叙州，因为除了编写课本外，还需要帮助首饰行设计珠宝式样，以便加工后卖给重庆的清军。邓名理论上握着川西的全权，但邓名两个月来却没有过问太多的政务、军务，成都和叙州的知府衙门已经适应了邓名不在眼前的工作模式，熊兰管理的银行，秦修采管理的税务局，陈佐才执教的学院，已经长期在没有邓名干涉的情况下**正常运转，邓名去了不但帮不上什么忙，反倒会添乱——至于各行各业的账本，自然有知府衙门和院会去审查。

……

重庆城现在有三万多清军，川陕总督李国英此时并不在城中，在奏报大捷的同时，李国英再次向朝廷要求退往保宁。而在得知重庆保卫战最终取得胜利后，北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算是把吊起来的心放回到了肚子里。很快，北京就向全天下诏告清军在重庆取得大捷，同时开始调兵遣将，准备镇压山东的于七起义——于七发出号召后，响应者遍布胶东半岛，一时间让山东的军政官长焦头烂额，不停地向北京求援。那些响应于七的起义者攻打府县，数个月来一直与清军激战。但首倡者于七，却带着手下的主力盘踞在老家，既不攻打周围的城池，也不出来领导全山东的义军。

山东清军就此判断于七虽然号召起义，但他本人还是希望能像顺治初年时那样，让清廷意识到他的号召力，然后对他进行赦免和招安。不过和顺治五年不同的是，现在清廷面临的政治、军事压力远没有刚入关时那么大。北京指示济南官署，一边先全力镇压于七以外的起义者，一边筹措粮饷、调集部队。清廷从未考虑过再次对于七进行招安，只是因为重庆发生激战才没有全力剿灭他。如果李国英全军覆灭，那闯营就有很大的可能性返回关中——无论如何，不肯妥协的闯营都比乌合之众的于七要危险得多。如果真出现了这种情况，清廷就必须立刻向西安派去援兵，并考虑招安于七，以结束山东的乱事。

在北京等待重庆结果的时候，山东方面报告局面正在日趋稳定，由于没有统一的领导，山东起义者虽然众多，但对清廷统治的威胁有限，而且正在被清军各个击破。而实力最强劲的于七本部，目前山东清军依旧没有开始进剿，好让于七抱着侥幸心理，让追随于七起义的百姓失望并与他离心离德，等北京的援军抵达后一举消灭。

在确认重庆取得胜利后，北京暂时不需要向西安派去部队以防止闯营回到关中，终于下定决心解决山东于七，把一度预备派往西安的部队从山西和河南抽调向东，并派满洲八旗督战，于十月赶赴山东。虽然于七据险自守，但济南已经把其余的起义者消灭得差不多了，北京估计半年内就能把于七彻底消灭，并将他的势力连根拔起。

至于李国英的退兵请求，北京想也不想地拒绝了，同时派使者赶到重庆，告诉李国英这是振奋人心的一场胜利，很多暗中跃跃欲试的豪强，都因为这场胜利而暂时收起了作乱的念头——这点北京方面并没有说错，至少杨起隆就因为听说李国英在重庆取得大捷，击溃了二十万明军后而停止起事，继续蛰伏——杨起隆并不清楚夔东军和川西军的关系，在他看来这意味着四川的战事还会有反复，邓名之前的胜利可能是昙花一现，就像是李定国的衡阳大捷一样。

为了安定人心，消除朝野、八旗内部的潜流，北京希望李国英继续在重庆坚持下去，并全力争取更多的胜利，最好能为朝廷彻底平定四川。

李国英接到圣旨后，立刻就告诉使者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重庆清军曾经一度拥有对东川、西川的战略主动权，就是二谭失利后，阻止重庆清军挺进的也只是后勤问题，而不是敌军的实力问题；但在熊兰万县反复，高明瞻进攻成都失败后，清军和明军就进入了战略相持期，彼此间互有攻守；而随着江津、綦江会战的惨败，重庆清军已经失去了对川西的战略主动权；去年忠县、万县会战惨败后，清军在两个方向上都是被动挨打。

这次重庆只是面对川东的进攻，赢得极为艰险，李国英直言不讳地告诉使者，这次胜利只是让清军没有被全歼在重庆，他拼死取得这样一场胜利，也只是想为重庆清军争取一个平安撤兵的机会。李国英带着使者参观了重庆残破的城防，叙述了在明军的新式攻城武器面前城墙是如何不堪一击。最后还领着使者走上城头，让他亲眼目睹川江上繁忙的明军舟船。

“总督大人认为朝廷派来多少援兵，就可以守住重庆并反攻忠县，至少把形势恢复到忠县之战前的局面呢？”使者问道。虽然看到了这一切，但使者依旧告诉李国英朝廷不可能同意从重庆退兵。

“这不是援兵的问题了，而取决于战舰，大量的战舰，同时还需要湖广的全力配合。在四川交战的关键就是水师。当年魏国伐吴，就在重庆这里打造的水师，当八万魏军登上船只顺流而下后，吴主也只有打开江宁的城门出来投降。而宋朝进攻四川的时候，蜀主以为蜀道难于上青天，但宋军和当年的张飞一样是坐着船来的，二十万宋军乘船直逼成都，转眼四川就平定了。现在邓名的船多得能够运十几万、二十万军队，而湖广、两江都说他们除了漕船一无所有，而重庆这里也是一样——所以这仗没法打下去了！要想平定四川，必须要在武昌大建水师，只要朝廷的水师比川西贼强，就是汉中在邓名手里也没用；而如果没有水师，就是我们占着叙州也要被他赶回来。”使者的问题让李国英摇头不已。

这次谈话后，使者就返回了北京。九月北京再次重申，重庆必须确保，而且朝廷愿意在解决山东叛乱后，给重庆派来更多的援兵。诏书中一再鼓励李国英，要他再接再厉，利用重庆消耗邓名的兵力，寻找战机给他最后的致命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