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在其起步阶段可能都会是单纯的只听命令、不问政治。可是一旦当军人走上一定高位,其自然而然的不能再继续完全与政治撇开干系。

曾凌,其父本身就是多年来在外交领域上,为西北、为安西今日立下不世功勋的政治人才。家传身受,加上唐朝也再刻意培养他的外交、政治能力。自然地,也就让他其实早在当师长的时候,便具备了政客该有的战略意识。

而邓演达呢?从进入保定军校之日起,到民国初期的革命风云时代。无论哪一个时代里,其实他都不能被算作简单、单纯的军人。可以说,从开始走上历史舞台那一刻开始,邓演达实际上就是扮演着军队中大政客的角色。

与这样两个人相比,中常会里的所有人首先便在思想上有了短板。中常会的成员里,非军队出身的众人则完全与军队出身的人不同。

张嘉環、宋子文是玩经济起家,他们更多的思考角度会侧重在放出哪个棋子,对安西的经济发展影响有多大。潘复、杨永泰是纯粹的政途一路走上来,无论是在北洋时期,还是在西北时期,直到如今更多的时候他们所重视的更多只会是于民生、民安、民权等方面。

穆海林、唐宽两个,从其初期便是跟随唐朝一起开创西北军、打造出一支无敌共和军的老牌元勋。但在安西建国后,他们却更多的被唐朝推到了司法、立法体系中去,让他们逐渐地变成了无论办什么事情,都会先想下法理与人性。

顾维钧则是安西致公党、乃至整个世界都公认的外交绝对领袖人物。他的思想深处,遇上任何事情。确实有战略角度、宏观看世界的心理。然而却因其从未真正地身在军营,身上前线,而注定无法具备真正军事上的战略意识与观察能力。

蒋方震虽然是三军总参谋长、多年来安西共和军,更是唐朝个人绝对一号军事上得力助手。但他的思想,在与时俱进的大时代里已经开始落伍、开始滞后。落后就要挨打。蒋方震凭借其卓越的战略战术,暂时不会挨打,但绝对无法与青年健锐比与时俱进……

种种原因,造成中常会还是与军事会产生了分歧。而作为安西这个国家、致公党这个执政党至高无上的领袖,唐朝无疑是在两派之间最大的、具有最终决定权的裁判。那么唐朝最后选择的裁判权行使,会倾向于哪一方呢?

很快。当双方暂停争执之后,唐朝终于悠悠然间开口,说出了自己的答案:“我的想法,是舍小保大。我很赞同邓、曾的想法,波兰是我国与纳粹德国之间最为重要的缓冲地带。可以这样来说,我们是在关着门过日子。波兰是我们的大门。荷兰、丹麦是我们的两扇窗。

窗子如果烂掉了,我们可以去修补。因为至少不会给外人直接越过窗子,轻易地跑进我们家里来闹腾。可是大门如果被拆掉,那么好吧,我们各位都等着看到自己家的地面上,天天介战火熊熊燃烧,我们多年来辛苦建立起来的现有局面被战火摧残、我们的同胞在战火中保守蹂躏吧！

所以呢！我决定。我亲自约见朱莉安娜王储,顾维钧去见丹麦国王。就让这两个国家,跟德国人先消耗一下。既能确保不致战争形式失衡,又能确保对德国进行消耗。更关键的,还是这两个国家有德国人没有的、英国人比不起的海军力量,可以少伤亡自身、多杀伤纳粹……”

唐朝敲定了最终决议,中常会里的诸人再有意见,面对伟大领袖的决策时他们已经习惯了无挑选服从。

于是乎,在这次紧急的联席会议结束仅仅两个小时之后。杨永泰代表安西共和国最高当局,正式举行了一个记者会。在记者会上。他公开地第一次将德国和希特勒比喻成了一条喂不熟的恶狼。

于是乎,杨永泰召开记者会的时候,唐朝给荷兰王储、自己的学生朱莉安娜王储去了个电话,约她尽快到圣彼得堡相见、面谈一些十分重要的事情。也是在同时,顾维钧登上了飞往哥本哈根的专机……

安西谴责德国吞食盟友。这个态度给世界带来的是什么呢?是又一种大震撼。希特勒再得知杨永泰的高调表态之后,先被震得有些傻了眼。他在猜测:干嘛?校长难道要出手来跟我打架了吗?别,千万别呀！我可打不过校长。

心中明知打不过,希特勒却还是不甘心。好在他还有由海因里希领衔的一众智囊团在旁边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