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委员会“公社战士”疗养院旁有一座属于中心医院的大花园，这是疗养员从海边回来的必经之路。花园里，一堵米色的石头高墙边长着一排枝繁叶茂的法国梧桐。保尔喜欢在梧桐树荫底下休息。很少有人来这个角落。在这里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人们在花园的林荫小道上来回漫步；傍晚可以听会儿音乐，避开大疗养区令人烦躁的喧扰。
这不，保尔今天又寻到这儿来了。洗过海水浴和日光浴后，他感到疲劳。现在他正舒适地躺在藤摇椅上打盹儿，旁边的一把藤摇椅上搁着一条厚毛巾加一本没读完的富尔曼诺夫的小说《叛乱》。初来到疗养院的那几天，他依旧感到紧张、头痛。教授们一直致力于研究他的这种较罕见的疑难病症。接二连三的叩诊、听诊使保尔烦透了。住院医生是个和蔼的女党员，她有一个十分奇特的姓：耶路撒冷齐克。她费尽周折才找到这个病人，并耐心地劝说他随自己去见这位或那位专家。
“说老实话，我烦透了这一切。”保尔坦言，“无非就是那么几个问题，每天得回答五遍。您的祖母是不是疯子？你的曾祖父是否得过风湿病？天知道他得过什么病，我压根儿就没有见过他！这也就算了，他们每个人还试图劝我承认患过淋病，或是某种更难以启齿的疾病。坦白说，我真恨不得敲敲他们的秃脑袋。让我安静地独自呆会儿吧！一个半月如果老是这样没完没了地研究我，那我真的要变成扰乱社会治安的疯子了。”
耶路撒冷齐克面带微笑，专挑一些逗趣的话来回答保尔。没过多久，她已经挽起保尔的胳膊，一面走一面讲着奇闻趣事，带他去见外科医生。
看来今天不必检查了，离吃中饭还有一小时。保尔在睡眼朦胧中似乎听见了脚步声，他还是闭着眼睛。“来人以为我睡着了，就会自己走开。”但他想错了，那人吱呀一声坐了下来，淡淡的香水味表明是个女性。保尔睁开眼，最先看到的是耀眼的白色连衣裙，黝黑的小腿和羊皮便鞋，然后是头发剪得跟男孩似的脑袋、一对大眼睛和两排整齐的牙齿。她抱歉似地笑着。
“对不起，也许我打扰您了？”
保尔不言语。这有些不礼貌，但他还是希望坐在身旁的人走开。
“这书是您的吧？”她翻了翻小说问道。
“对，是我的……”
又是一阵沉默。
“同志，请问您是‘公社战士’疗养院的吧？”
保尔不耐烦地稍微欠了欠身子，心想：“她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我没的休息了，大概马上会问我得的是什么病。我还是躲开为妙。”保尔这样想着，硬梆梆地答道：
“不是。”
“但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
保尔站起身来正准备走，后面忽然传来一个浑厚而响亮的女音：
“朵拉，你怎么躲到这儿来了？”
这女人头发浅黄，体态丰满，黑黝黝的，穿着疗养院的浴衣，坐在藤摇椅的边沿上。她瞟了一眼保尔。
“同志，我们在哪儿见过面的。您是不是在哈尔科夫工作？”
“是的，在哈尔科夫。”
“您做什么工作？”
“开运粪车的。”
两个女人哈哈大笑，倒使保尔吓得打了个寒战。
“同志，您这可算不上礼貌吧？”
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朵拉在哈尔科夫市党委常委工作，她后来每每回想起初次相识的可笑场面。
午后，保尔在“塔拉萨”疗养院的花园里看歌舞表演，意外地遇见了伊万·扎尔基。
说来也怪，使他俩见面的，竟然是一场孤步舞。
一个胖歌女搔首弄姿地唱了一首《消魂之夜》。之后，有一男一女跳上舞台。
男的半裸，戴一顶红色圆筒高帽子，大腿周围摆动着彩色扣环，上身却穿着白得刺眼的胸衣，还套着一根领带。总之他是想打扮成野蛮人，但搞得不伦不类。女的长得并不丑，但浑身飘荡着许多碎布条条。一撮新经济政策的暴发户站在疗养员的圈椅和铁床后面。他们伸长牛脖子，吆喝着捧场。这对男女在他们的起哄声中扭着屁股跳起了孤步舞。戴傻瓜圆筒帽的胖子和女人紧贴在一起晃扭着，做出种种猥亵下流的姿势，场面十分粗俗，不堪入目。一个肥头大耳的胖子在保尔背后看得呼哧呼哧直喘粗气。保尔正要转身离开，忽然有人在紧靠舞台的前排站起，厉声怒斥：
“不准再卖淫了，给我滚出去！”
保尔认出那是扎尔基。
钢琴不弹了，小提琴尖叫一声，也没了声响。舞台上的那对男女也停止了扭摆。站在椅子后面的那些暴发户悻悻地发出嘘声，向扎尔基骂道：
“捣什么蛋？好戏全给搅了！”
“整个欧洲都在跳！”
“去他妈的，太可恶了！”
这时，来自“公社战士”疗养院的观众，切列波维茨县的团委书记日巴诺夫，像一个闯荡江湖的侠客，把四个手指伸到嘴里吹出尖厉的口哨。其他疗养员纷纷效仿，就像是一阵狂风把台上的一对男女刮下了台。报幕的小丑就像是见风使舵的堂倌，马上向观众宣布他们这个歌舞团即将离开。
“一根小香肠，沿街碌碌滚！对你爷爷说，快去莫斯科！”在众人的笑骂声中，一个身穿疗养服的小伙子编了一段顺口溜，轰走了小丑。
保尔找到在前排的扎尔基。俩人在保尔的房间里谈了很长一段时间。
如今伊万·扎尔基是一个地区党委会宣传鼓动科的负责人。
“你还不知道吧，我已经有了妻子，而且不久便会有个儿子或女儿了。”扎尔基说道。
“哦，那她是谁？”保尔感到突然。
扎尔基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照片，递给保尔。
“你认识吗？”
照片上是他和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