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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骨打在谋划南下敲诈勒索的时候，大宋开封府这边，则在面对一场意想不到的危机。

纪忆被千里迢迢招到了开封府，此时正在琼林宫的政事堂列席两府集议。

两府宰执现在有很多问题要问这个几乎变成“南洋大臣”的人物，不仅仅是交趾灭国的事儿。

现在让两府宰执，特别是蔡京、何执中、余深这些“旧党人物”感到头疼的，除了新式军官难以驾驭之外，就是东南地区的工商业和海外贸易发展失控！

工商业正在国家的东南沿海地区野蛮生长，传统的小农经济，正在渐渐崩解！

其实北宋末年的工商业本就异常繁荣，说是站在资本主义门槛上也不为过。被后世当成资本主义萌芽象征的大规模雇佣生产，在北宋末年早就是非常普遍的事情了。利国监的冶铁业，定州、磁州以及徐州附近的陶瓷业，河北、京东（徐州）一带的采煤业，开封府的印刷业，福建的造船业，都存在大规模雇佣生产。便是朝廷的官营手工业，也是以雇佣，而非劳役、奴役的方式获得工匠。

但是儒学缺乏“工具”的问题，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滞后于生产规模的发展。也就是说，宋朝的工商业在规模上，完全达到了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要求。可是在生产力上还达不到这样的水平。这个瓶颈，随着实证派、理性派的崛起，已经完全被突破了！

第二个限制宋朝的工商业进入资本主义门槛的则是金融——宋朝的金银不足，铜钱也不足，纸币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仍然非常初级。这个限制，随着海路市舶制置司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以及蔡京的钱引改革和天津银行、京东银行等新式金融机构的出现，也得到了解决。

第三个限制则是国家对私人工商业的保护不够。这其实是和中国以农为本的经济结构有关的，农为本，商为末，自然要重农抑商了。不过宋朝因为行政比较温和，所以商人的处境相对其他时代还要好一些。而海路市舶制置司和实证派、理性派的出现，则极大提高了商人的地位。

前者让宋朝从海外贸易中获取了巨额收入，同时也壮大了武装海商的力量。有了武力，腰杆子自然就硬了。

后者则以高成本的精英教育，将人才和金钱挂钩，使得商人子弟充斥大学校园，而耕读传家的传统儒生，则因为负担不起小学（中学）、大学（学宫）的费用，渐渐失去了文化上的优势。

第四个限制大宋迈入资本主义门槛的因素，则是大宋的体量太大了！

而历史上，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没有一亿人口的，连一千万人口都不见得有，顶多就是几百万。

这个限制，现在仍然存在！

但四个限制因素中的三个不存在了。而且，由于蔡京的钱引改革极大削弱了地方转运使的经济权限，使得一个全国性的大市场第一次出现在了中国的土地上！

所以大宋这个庞大到不适合搞资本主义的大国，现在正在被它的几个部分，比如徐海、江南、福建沿海和广州，也许还有开封府和昭义军的定州、磁州，当然还有在经济上仍然和大宋一体的大周共和国，一块儿拖拽着往资本主义的门槛碾压而去。

但是对于少数几个在经济结构上已经完成升级，真正进入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地区，大宋绝大部分的府州军县，都成为了这场资本主义萌芽运动的受害者。

人才和资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大宋各处流向几个“热门地区”。那里有最多的机会，最好的学校，最繁荣的工商业……而各种使用了水利机械和分工协作以及大规模生产的办法制造出来的手工业品，又如同潮水一般，流向各地，严重摧残着原有的经济结构。

更加糟糕的是，在交趾战争和辽东之战后，一南一北，两个沿海大粮仓也加入到了大宋（或是中国）这个巨大的经济体中。

现在产出手工业品的地区可以不再种植粮食，而是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手工业品的原材料），同时再通过海运获得低成本的粮食。

而大宋绝大部分地区，则只能用有限的贵金属去交换手工业产品……

所以从政和年间开始，宋朝大部分的转运使路，都无法完成税收指标。而且大部分的府州军县，都出现了人户减少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