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尚书右丞张浚上奏道，“臣以为以火枪之术取士虽有辱斯文，但的确有强士壮民之用。因为朝廷取士之法，就是民间有志之士苦修之术。我朝素来重文而轻武，讲究五经勤向窗前读。所以民间有志之士多为文弱之士，天下太平之时还没什么。可一旦天下大乱，兵祸四起，文弱之士又何以任军伍之事？

况且火枪之术不仅在于射术，还在于造枪之术、炼制火药之法。此二者，我朝皆弱于二贼。此乃国之大患啊！

如朝廷能以枪取士，那么民间才智之士不仅会苦练火枪之法，还会在造枪制药（火药）上下足苦功。将来朝廷不仅有精通火枪的士大夫可用，还会有好的火枪和好的火药可用。就不必再惧怕暴周了。”

好像也有道理……

赵桓又瞧了眼右相何栗。

何栗奏道：“陛下，我朝过去一味重文轻武，以至于士大夫空有报国之心，而无报国之力。此乃天下变乱之根本缘由！而如今又是武贵而文轻，长此以往，只怕要重蹈唐季五代的覆辙啊！”

可不是嘛！

赵桓一下子就纠结起来了。

现在大宋的武夫越来越不像话了！已经到了敢和朝廷叫板的地步了。这样下去如何得了？

“何卿有什么办法吗？”

何栗道：“臣以为文武之道还是应该并重的。”

“如何并重？”

何栗奏道：“不仅要以打靶取士，还应该募打靶之士从军立功。”

这叫文武并重？赵桓看着何栗，一时也不知该说什么了。

一旁的左相耿南仲问：“打靶之士从军不就成了武人了？”

何栗道：“只要是文资就是文人……本朝文臣向来可以立军功的。”

耿南仲心想：那是以文御武去立功，不是文臣亲自扛着火枪上战场！

何栗接着说：“本朝天子御下，讲究的是异论相搅。可如今军中都是华山一派，还有异论吗？如果能让天下忠君爱国的士子从军报国，这军中才会有异论啊！这样的士子以后成为文臣，文武才能并重啊！”

赵桓终于被说服了，现在的大宋已经是刀把子和枪杆子说了算的时代了。

如果刀把子和枪杆子都是一伙的，那么朝廷就必然受制于武人。

想要改变这个局面，就必须在“华山派”军官之外再开一个“火枪派”，这样才能达到两派互相牵制之效。

大宋靖康七年三月初一，朝廷终于颁布再开科举的大诏，同时在国中各州县张贴皇榜，宣布在靖康八年举行发解试，在靖康九年举行礼部大比。

而皇榜一出，顿时天下哗然。

因为这一次科举考试的规则，出乎了所有读书人的预料。

考试分成两步进行，第一步考诗赋，也就是作诗。由考官当场出题，考生当场挥毫泼墨，把诗赋写好交上去。不过考官不会从一堆诗作中选出最好的，而是只做出“可”和“不可”的判断。

也就是说，诗赋只决定生员有没有资格去参加第二步考试，并不决定谁可以高中。

实际上就是个资格赛——毕竟是文官嘛，诗总得会写吧？毛笔字总不能狗爬吧？只要会写诗，毛笔字也工整，也就能应付一般的公务了。

至于当好官……大宋原来的考法也没出什么好官，要不然也不会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了。

在能够马马虎虎应付公务后，就可以去参加决定性的打靶了。

打靶取士的规则也简单，就是预先确定得中的人数，然后一轮轮开枪打靶，末位淘汰。直到把多余的人都给刷下去，剩下的就是“得中”的举人或进士了。

而且打靶取士是公开进行的，允许闲杂人等观摩。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打没打中人家看得见，所以考官根本不可能作弊。

这种科举，再公平没有了!

至于打靶的成本，其实也不算高。一支共和八年式重型滑膛枪的造价不过两块一两银币，折合小平钱就是四缗，换成蜀锦就是三匹半上下，换成稻米就是三到六石（稻米价格波动很大）。

当然了，这个价钱是大周共和国天津枪械厂的出厂价。西宋这边的民间铁匠成本没有那么低，不过也贵不了太多，十几石稻米也就差不多了。

就这点稻米，一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拿不出来？买不起马，买不起水牛角弓，学不起传统武术，还拿不出十几石米钱去弄把火枪？

要真没有，那也就别考什么科举了，老老实实种地得了。

但是这样的规则，还是让大宋的读书人，感到不知所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