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政府下了政令以后，民间适应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才能彻底执行。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国家公布实行公斤制，但是我们今天仍习惯于市斤制，就是老百姓说的“斤”。现在建国五十多年，政府多次下决心要改，都未能彻底改过来。除了新疆和云南这些边远地区，现在实行公斤制，内陆地区大部分还是习惯用市斤。如果你去买鸡蛋，一定说“我买二斤鸡蛋”，肯定不说“我买一公斤鸡蛋”。最近几年，政府又说要更准确些，说“千克”。你跟售货员说“来两千克鸡蛋”，那个售货员肯定看着你，不知道你要干嘛。其实你就是要买四斤鸡蛋，但是你不好好说，你非说“来两千克鸡蛋，是国家让我说的”。这话听着就很别扭。
由此可见，民间要把一个习惯词汇改过来，需要漫长的时间。所以到了唐代，甚至更晚，虽然政府已将马扎的学名改成了“交床”，但老百姓还是一直叫“胡床”。比如，现在山西、河北等地，对小凳子、小马扎还保留了这种古老的称谓，
明代人程大昌在《演繁露》里说：“交床以木交午为足……足交午处复为圆穿，贯之以铁，敛之可挟，放之可坐；以其足交，故曰交床。”“交午”，午是中午，“交午”指中间交叉，“交午处”是指胡床腿部中间交叉的位置。
唐代是中国人的起居习惯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时期。从东汉开始就有“胡坐”的记载了，从东汉一直到唐，是完成中国起居变化的一个漫长过程。唐代加快了变化的速度，为什么呢？因为唐代的经济发达，外来文化迅速增多，人们的生活频率加快。比如我们今天的生活跟过去比较，今天的生活频率非常快。我们今天一年接触的事情，可能过去十年才能接触到。
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了解中国绘画史的人都知道这件国宝。在这幅画里，韩熙载五次出现，三坐两站。其中有一次是盘腿坐在椅子上，盘腿坐是一个习俗。比如在陕北乡下呆惯的人进了城，他总愿意蹲着，因为他从小习惯了，他觉得坐在沙发上不舒服。韩熙载也是这个情况，即使地位很高，让他垂足而坐，他也不很舒服，所以要盘腿坐在椅子上。这幅画充分证明了我们改变起居习惯的一个中间过程。
宋代是中国所有家具定型的一个最后时期。胡床，到宋代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坐的马扎是临时性的坐具，它有一个缺点，就是不能靠、不能倚。但是到了宋代以后，宋代人把它改造了。我们说过，宋代人非常贪图安逸，他希望胡床能更舒服些。这时的胡床吸收了圈椅上半部的特征，增加了靠背和扶手，这样就可以倚靠了。所以这时它的名字又改了，叫做“交椅”。称为椅，就必须可以倚靠。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唐代和宋代的诗词作品，就可以看出来胡床功能上的变化。比如刘禹锡《洛中逢白监同话游梁之乐因寄宣武令狐相公》：
借问风前兼月下，不知何客对胡床。
李颀《赠张旭》：
露顶踞胡床，长叫三五声。
“对”和“踞”是诗人对胡床的两个动作，踞，就是盘踞。
宋人秦观则在《纳凉》中说：
携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
憩，是小憩；憩午暑，就是睡午觉。既然能睡午觉，就肯定能倚靠。诗歌中的这种细微表现能够明显看出来，胡床改为交床，交床改为交椅在功能性上的进化。
交椅有什么特点呢？首先是体轻。宋人陶谷在《清异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转缩须臾，重不数斤。”“转缩须臾”，是指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可以打开；“重不数斤”，就是说分量很轻。
第二个特点就是腿部交叉，可折叠，便携。但同时缺陷也出现了，由于受力点在中心部位，就是“交午处”打一个圆洞，肯定伤害了木头，但偏偏它那个地方要承重。中国的椅子大部分是四足落地，承重在四个足上，所谓“立木顶千斤”。交椅则不同，所有的力量都在这个交叉轴心上，让它撑住全部重量大有难度，所以不结实。
1996年，美国纽约佳士得公司拍卖过一只黄花梨交椅，这只交椅记录非常好，很多人都去参加竞拍，最后被美国一个富翁以50多万美金买下。后来捐给美国明那波里斯（Minneapolis）博物馆。明那波里斯是美国中部的一个城市，这个富翁的家乡。明那波里斯博物馆接受了如此重要的捐赠，非常高兴，设了一个专门的展区，把交椅放在中间，供大家参观。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椅子太新鲜了，造型优美，还可以折叠。美国人对文物的态度，跟我们有点儿不一样。美国人希望参观者能够更加亲近展品，于是就允许每个人都坐上去试一试。这是他们做出的一个后来看来很错误的决定。
这个展览在当地很轰动，很多人都去看。有一天来了一个胖子，一进门，就忽悠忽悠冲着椅子去了。他听说这椅子能坐，就要试坐，工作人员也不能拦他，要拦他就有歧视之嫌。胖是个自然现象，你不能歧视他，对吧？所以就允许他坐了。工作人员也想，那么多人都坐了这椅子，也没问题，就让他坐一下吧。没想到，胖子往交椅上一坐，椅子啪嚓嚓塌成了平地。我估计这胖子得有300多斤重。胖子坐在地上，非常懊悔。第一个反应就是他愿意赔偿。这时候，博物馆的人都冲出来扶着他，说：“这事儿也不能赖您，这椅子都400多岁了，没想到终于毁在您这儿了。”随后，美国明那波里斯博物馆聘请了很多专家给这把交椅会诊，重新修复。彻底修复后，重新展出，但是再不允许人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