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一切努力的初衷，无疑是想让自己过得更好。人们实现目的的手段更多了，能力也更强大了，那么有没有过得更好呢？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首先要回答怎样才算活得更好？追朔到近三千年前的文明启蒙时代，我们会发现上古思想家们就在试图解答它。

有一个问题或者说前提，对他们很重要，就是人类的存在有何意义？

在荒凉死寂的宇宙中，生命和智慧的诞生有何必要？甚至“意义”这个概念，又是从何而来？

这或许不是一个物理问题，因为物理可以只研究生命的成因，许是海量样本中出现的概率事件，去解答概率的原理。

但原理本身不是意义，甚至会导向虚无。

所以神学家才会趁虚而入，从神启的超然角度，去构建人类存在的意义，在面对茫茫宇宙时，可以用来安慰自已。

其后人想绕开神灵，先给人类自身的存在寻找意义时，又用了一种论证：

就算不清楚人类的存在对世界有何意义，但是我的存在，对我本身是有意义的，乃至对我而言就是全部的意义。

这里又引出另一个前提设问，什么是“我”？

对此解答的基础上，去论证正因为我存在，才会思考什么是意义；又演进到存在就是意义本身；再演进到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可以决定自己怎样存在。

当有人指出“怎样存在”才是“生命的意义”时，论述过程是精妙的，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回答——我们究竟应当怎样存在？

孔孟与马恩，都在做这件事。

将视角切换到东方，或者说中国的启蒙时代，会发现那时几乎所有的思想家，从一开始就是在解答“人们应当怎样存在”，演进了上述的所有过程。

意识乃至智慧的出现，是宇宙演变中那“遁去的一”；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二所生出的三。

人类对这个世界的意义，是“反者道之动”。

诸子百家学说在分歧之外，有什么共同的精神内核吗？墨尚同、杨特红、柯孟朝为什么能坐在一个酒桌上吵架，学习两千多年后的见知，同时让华真行给他们做菜？

先秦“子学”尽管有各自不同的主张，但几乎都有共同的内核——

他们不先决“理念世界”，不先验“绝对精神”，不隔离感性与理性，而是将感性视为理性的源头，论证人类理性的诞生，就是感性发展的内在要求。

在他们看来，理性来源于感性，所谓“理念世界”与“绝对精神”也都是感性的派生，是“我”的妄境。

妄境并非没有意义，它是感性的极致；理性是感性的反思，是破妄成真的过程。

他们进而指出，对欲望的理解、节制以及运用，就是欲望得以实现的内在需求。在此基础上推演出各家不同的主张，然后寻求实现的方法，对“怎样存在”做出解答。

他们在那个时代给出的答桉也许不是最重要的，解题思路才是更重要的。

我一直很想专门做这方面的课题，但自觉学识还远远不够，所以只能先讲故事，比如这个华真行的故事，貌似正经的荒诞故事。

人人都有一个欢想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