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三十七章 树立正确信仰,扫除牛鬼蛇神(1 / 2)

“草民见过知院。”

几个农会的人大约四十来岁,畏畏缩缩过来。

农会的宗旨是互帮互助,因此选的人往往都是当地壮年有威望者。

而且入会的要求也非常严格,拥有大量田地的地主是不允许进入的,只有二十亩土地以下的中农、贫农以及雇农参与。

刚开始赵骏是把农会当作乡政府来看待,希望给予农会一定的治理能力,配合县衙官府共同管理地方。

如此一来,县衙通过农会治理基层,不再需要乡贤和宗族,将大大削弱士绅权力。

但范仲淹却强烈反对,认为如果基层出现一个这么大权力的机构,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比如农会的会长以权谋私,或者在乡野欺上瞒下,称王称霸。

赵骏觉得有道理。

虽然他也明白,范仲淹这样做是基于封建王朝的统治。

在乡贤宗族制度的时代,乡贤宗族往往站在朝廷那一边,帮助朝廷管理和控制基层民众。

而出现农会就不一样了,农民组织力度加强的话,可能会让原本一盘散沙的百姓力量做大,从而出现造反起义的情况。

这也是大宋连年多次起义朝廷被搞怕了。

不过范仲淹说的问题也不无道理,在一个通讯不发达的年代,农会如果成为基层权力机构的话,很容易让他们的权力不断膨胀。

特别是古代百姓与县衙的沟通较少,农会的控制力太强,很可能直接取代掉县衙的作用,这就有点得不偿失。

因此如今的农会基层权力不大,规模也一般,一个县数万到十余万百姓不等,根据乡镇划分出数個农会,一个农会直接参与管理约数千至万人左右。

他们没有调查、执法、审问等权力,只能配合县衙做协助工作。

比如村庄与村庄之间有矛盾,或者生产资料分配、官府分发田地、官田的租赁、争夺水源、村寨械斗等等,由农会与官府进行统一协调。

这就意味着目前农会以辅助为主,赵骏突然召见,又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一时间心中有些惶恐,不明所以惴惴不安。

赵骏看到他们,并没有生气,毕竟这事跟他们没什么关系,和颜悦色地说道:“无需多礼,你们是本地农会的成员吗?”

“是的,知院。”

为首汉子又拱拱手道:“草民是临城干言乡农会会长,草民叫郑勇,他们是农会几个主事。”

“嗯,郑勇,我来问你,你家有几亩地。”

赵骏和蔼问道。

“二十亩。”

“有池塘和桑田吗?”

“有。”

郑勇说道:“合计三十六亩,其中十八亩是租的朝廷官田。”

“哦?”

赵骏诧异道:“这么说以前你们家也有十八亩地?”

郑勇苦笑道:“父母走后俺与兄弟分家,大半都给了兄弟,草民家只留了五亩,要去县城做工才能养活,是前几年周大官人抛售土地,趁着价低草民把积攒了二十年的积蓄拿出来,买了十三亩回来。”

宋代一亩地大概在后世0.974-0.865之间,有609平方的,也有591平方的,比汉代的一亩地多不少。

在汉代一家五口需要至少30亩地才能生存,也就是6亩养一个人。

但到了宋代大大减少。

农具、沤肥技术、水利设施、占城稻等生产资料的提升,带动了生产力的大幅度提升,宋代平均一亩半就能养活一个人。

所以一家五口有个8亩左右田地就能吃饱饭,如果有个20亩地,那就妥妥的中农阶级。

“看来你的日子是越来越有盼头了。”

赵骏笑道。

郑勇也笑道:“都是现在官府在四处募人修渠修田,又征收富户的田亩,然后低价卖给俺们,若非如此,俺们哪能买得起地?平日里遇到灾年,不卖地就算不错了。”

赵骏扭过头看了眼黄安文,见他擦了擦额头的汗,便笑道:“这说明县里的工作还是做得很到位,没有对朝廷的政令置若罔闻。”

黄安文忙道:“朝廷要求我们多开垦土地,多修建水渠,把开垦出来和购置的田亩低价卖给百姓,这是惠及百姓的事情,下官自然要全力以赴。”

“做得很好。”

赵骏满意地点点头。

庆历新政下,全国大基建,就是从地主手里抢人,同时修水渠、建农田,把田亩搞得多多的,把地主手里的田地价格打下来。

击败辽国和西夏之后,军费大幅度下降,加上外贸收入,可以说是朝廷每年要拿出数千万贯补贴农业。

运气不错的是由于小冰河时期结束,最近几年天下都没有发生过波及太大的天灾。

即便有旱灾、洪涝,也都维持在小范围内。

另外就是虫灾,庆历年间记载的洪涝旱灾比较少,唯独蝗灾很多。

庆历四年余靖等人就上书过,说天下蝗灾频繁,希望赵祯能重视天意,对于朝廷的人事和政策做出调整,尽快让天灾消失,百姓恢复平静的生活。

面对这种情况,赵骏下令地方一旦发现蝗灾,就立即组织人手扑灭,并且散播谣言,说蝗虫并不是上天的惩罚,而是上天的馈赠,因为吃蝗虫可以滋阴补阳、延年益寿。

要知道古代从官方到民间对蝗虫都颇为敬畏,认为这是老天爷的使者,因此别说扑灭,就算是看着满天虫灾吃自己的稻谷,也不敢有任何轻举妄动。

但现在赵骏不仅打破这种传统封建思想,还在这个思想上赋予了大众喜闻乐见的意义,加之又是官方散播的谣言,可信度自然增加。

一时间各地蝗虫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灾害减轻了许多。

几种因素叠加之下,大宋各地的田亩数量大大增加,又有花生、红薯、土豆作为补充,百姓对地主手里的土地需求大幅度下降,地价自然也应声而跌。

可以说朝廷算是半买半强迫地主把手里的土地交出来,并且对从官府手里买地的人进行限制,极大惠及了下层百姓。

虽然不乏有贪官污吏,联合地主将朝廷开垦的田地中饱私囊,但这样的人下场一般.

所以可以说现在大宋的政策就是把大量土地从地主转移到农民手里,完成一次不需要王朝变革,就能够解决土地兼并的变革。

正常情况下王朝想达成这一点难如登天。

但宋朝一是本身对地主非常严苛,不存在什么举人、进士免税一说,就难以形成明清时期那种江南士绅集团。

二是通过击败西夏、辽国的大胜,加上推动商品经济和外贸发展,地主阶级的重要性就进一步下降。

简单来说就是明清时期的地主是和官员绑定在一起,因而皇帝想要推动改革应该说难如登天。

而宋朝官员和地主只是可能有利益纠葛,却不是完全绑定在一起,失去了官方层面的庇护,地主阶级面对国家机器,也不过是待宰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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