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晚约九点左右，看守的人进来，为她打开窗户的金色锁栓。
那人说，孙将军让二小姐透口气，看看秦淮河。她不知孙维先是何用意，走到窗口。
这里能望见巷子一边尽头通到秦淮河畔。远处，有歌女在船舱前，借着金色石油汽灯的刺眼光亮，在高声问，问临近岸边、画舫和木船里的人要不要点首歌。
忽然有汽车引擎声响。何未望向巷子另一端，没看到车。
可能是路过的人。
那晚后，再没有人来问过话。
隔了几日，她能感觉到看管没先前那么严了。
这天，南京下了暴雨。
她看到被雨打落的槐花，满地的白。
门外有人开了锁，她紧忙转身，看到进来的是身着灰西装的召应恪。
有陌生人说：召先生先带人走。如今各省都乱着，此地不宜久留。
召应恪拿了她的大衣，带她出了屋子。
她因随时想找逃走的机会，从没脱下高跟鞋，此刻脚肿胀着，像踩着刀片在走路。但她没慢半分，直到坐上召应恪的黑色轿车。
“我们现在去坐火车。奉系军阀借上海广州的事，正在北京大肆抓捕党员，先不能回北京，去天津，”召应恪低声说，把大衣盖在她腿上，“你脚怎么了？他们有动手吗？”
“谁让你来的？我二叔？”她顾不上答，急问，“谢家怎么样了？谢骛清有消息吗？”
召应恪默了片刻，低声说：“谢家大小姐下落不明，三小姐因拒捕被当场击毙，对外说是误伤致死。谢二小姐在租界闭门不出。谢骛清……没有消息。”
她如被黑暗里伸出的五指攥住了心脏，愣在那儿，竟发不出声音。
……
她听到自己问：“你能不能想办法……帮我打听他的下落？”
不见到谢骛清，她如何走。
“你我在这里的能力都有限。九先生想过许多办法，但这次他们真是动用了所有关系追捕和中|共有关的人，从青帮到租界，都在配合他们。他们这次对自己人也不会手软，凡是维护国共合作的，都要被追捕，你忘了廖仲恺先生是如何死的了？”
他就是因为坚持国共合作，被国民党内的人暗杀的。
召应恪低声说：“总会有消息的。如今最重要的是北上，你留在这里，除了成为要挟他的软肋，没有一丝帮助。”
他最后道：“这次，是前所未有的屠杀。”
之后的一切，正如召应恪所说的那样，是前所未有的屠杀。
这一年的四月对共产主义者和革命者来说是一个染了血的月份。
在南面，北伐刚到一半，矛头就调转向内，一个月内，上海牺牲数百，广东更达两千人，被抓捕者不计其数。
而在北面，奉系军阀在四月底，下令杀害了包括李大钊先生在内的数十人。
这一年这一个月，南北竟在此事上达成了前所未有的血腥“统一”。
四月只是一个开始。
其后在数省，屠杀愈演愈烈。仅长沙一地就牺牲上万。
其后，更是提出了“宁可错杀三千，不能放过一人”。
……
去年七月，正是北伐誓师时。
转眼一年七月，血流成河的却是一个个曾站在誓师队伍里的革命者们。
***
那天在浦口火车站，她和召应恪被扣下盘问。
召应恪在军阀各派系当中周旋多年，本来就是借着一个军阀的面子南下的，此刻，却被挡在火车站外。两方僵持着，召应恪虽神色不快，但不好翻脸，离开金陵最要紧。
雨越下越大，拱形雨廊靠外的地面被雨潲湿了。
一辆车用汽车停下，下来一个陌生男人，冒着雨走过来，低声训斥了阻拦的几个中级军官，让立刻放行。
何未不知此人是谁，那人也没对她招呼，匆匆带路，引他们进了车站。
“二小姐不要耽搁，请一路北上，”那人轻声用俄语告诉她，“我们在设法营救老师。”
她一听此话，心安下来。
直到火车进了北面的省份，召应恪换了车厢，让人端了热水，将白巾在铜盆的热水里拧干，递给她。何未担心谢骛清，没接稳，毛巾掉到地上。
她像心也跟着坠下去了，怔了怔，才去弯腰捡。
“我南下接你，是谢骛清的学生发来的电报，”召应恪替他捡起毛巾，“刚刚你也看到了，他能知道我们被关卡卡住了，让人来解围，那就说明他自己没大事情。”
她没做声。
当时她并不知道，这一切都是谢骛清以束手就擒换回来的。
而在车站从被拦开始到被解围，都只是谢骛清让过去学生帮忙安排的一场戏。那些人既找到了谢骛清，就没有困住何未的必要。
而只有经历这一出，才能给她错觉：他还能掌握她的动向，他还能运筹帷幄为她解围，只是这些日子不方便露面罢了……
谢骛清一生多谋，但对她，从未算计过。
唯独今日，算了一回，演了一回，只想让她安心北上。
他们直接从南京到了天津。
召应恪在南下前，将何二府上的老老小小接到了天津九先生的公寓。
何未刚才进了洋楼，见前厅坐满了人，有姐姐何至臻、母亲，还有召应恪的父母叔伯。
姐姐何至臻一见何未和召应恪，便站起身。
“今日我将你父亲和我母亲都带来了，”何至臻盯着召应恪，“召应恪，你该知道她和谁搅合在一起，谢家彻底完了，她都要被牵连的。你不想活了，我还想要命！”
何未因谢骛清和谢家的事，已经丢了魂魄，坚持着返回这里，不过是因为被二叔和斯年牵绊着……她已无力再应对何家的人，包括母亲。
“谢谢你送我回来。”她哑声道。
何至臻想拦住何未，被走出来的婶婶喝止。
“你九叔说了，家里有病人，吵闹不得。你们都请先走吧，召应恪带你父母去利顺德住，我们已定了房间，”婶婶搂住何未，“来，我们上楼。”
她在火车上以热水擦过脸和身体，到天津才真洗了澡。
婶婶帮她拿了衣裙来，小声说：“前两天有客人来，说了张作霖害死李大钊先生的事，你二叔气得病更重了，烧了许多天。我们都不敢对他说南方的情形，一会儿过去，你就当什么都没发生。”
“嗯，”她带着鼻音说，“我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