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郓州府尹陈文昭，面临公田之难与济州又有所不同。原来自梁山泊积成以来，黄河水屡次泛滥，水面几次变迁，田亩增减无状，田契颇乱，正合公田追缴之法，行将下来，公田果然是增加不少，百姓怨气增加更大。陈文昭并非奸官，百般合计，不得已，只好避重就轻，往湖里作文章。一则湖中所产为杂税，临时性的，每次收缴不多，郓州百姓生计影响不大；一则郓州所占湖面小，本州渔民少，往湖里作文章，也是移祸济州、无可奈何之计。但宋江晁盖既公然抗官，郓州既没能将水泊收为官有，也收不到水出之税，实是难以交差。正感为难之际，皇帝诏令已下，郓州升为东平府，府尹换做了程万里，陈文昭外调，正好撂了这副难挑的挑子，此时正是宣和元年。

陈文昭正经科举出身，清廉能干，心系百姓，虽然大张声势收缴公田，内在里却是表面文章。这程万里却与之大有不同，其原本只是童贯门下的门馆先生，向来只懂拍马迎合。初任东平府府尹，闻说晁盖宋江兄弟起事，湖泊周遭公田税收不畅，啸聚梁山泊，更引得左近东平府百姓抗税抗捐，心下十分恼怒。但晁盖宋江一伙骁勇非常，又不敢自去清剿，遂修告急文书一封，报于童贯。

童贯看到告急，既知晁盖、宋江俱为济州人，便有计较，并不慌忙，邀蔡京、高俅共同商议。你道蔡京与童贯、高俅如何相处？那童贯本是宦官，性巧媚，初任供奉官，在杭州为道君皇帝搜括书画奇巧，助蔡京为相，而后蔡京再荐其为西北监军，领枢密院事，掌兵权十余年，权倾内外。时称蔡京为“公相”，称他为“媪相”。高俅原为苏轼书僮，后事枢密都承旨王诜，因善蹴鞠，获宠于端王赵佶。端王即位后，竟然官至开府仪同三司。可伶蔡京颇有才干，王安石、章惇及司马光俱称其才，却因借童贯、朱勔等人之力为相，四度上下，颇有波折，再与王黼、梁师成、高俅、杨戬、李彦等奸臣相互依附。等再推新法，却功无所成，人格再也不保。

大宋皇帝向来直接掌握军队的建置、调动和指挥大权，其下兵权三分:“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此时正是童贯掌枢密院，高俅为太尉掌三衙。蔡京以太师领百官之首，大宋素以文臣御武事，而今欲奏请皇帝遣张叔夜征讨，蔡京与叔夜有旧，况与童贯、高俅相处不坏，故邀与议事。

那张叔夜自年轻时便喜欢谈论兵法，长大后以父荫被任命为兰州录事参军，随章惇沈括与西夏征战，两人见其武勇善射，曾予栽培提携，也习得九军战法，造铁臂弓。童贯知叔夜乃军中名将，威震西北。蔡京也因章惇与之谙熟，但亦曾因遭其从弟张克公弹劾，迁怒于他，却是有过节。

三人奏请道君皇帝，诏令济州府尹张叔夜，并遣当朝武略大夫折可存领一千禁军归其节制，共同剿灭晁盖宋江。

张叔夜接到皇帝剿灭诏令，折可存领一千禁军到来，暗暗犯难。当前朝廷昏庸，奸臣当道，恶政横行，天下百姓起事者众多，皆是事出有因。但皇命自是半分违背不得，剿灭势在必行，容不得犹豫。心道：“宋江等啸聚数百人，本府养有厢兵、乡兵足有五千多人，朝廷派一千禁军过来，些许匪兵，朝廷上下忒也看重。”

原来熙宁以来实行将兵法，仍在济州置将统兵，平时就地训练，战时接受调遣，原是“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士”的良策。张叔夜来济州两年，厢兵、乡兵曾经自己多所操练，游兵散勇大有改观。于是同了折可存、本州兵马都监黄安，再拨点本府厢兵及乡兵健壮者两千人与一千禁军，做势围剿。

叔夜拨予折可存一千本地府兵去东溪村、宋家庄等晁盖、宋江家乡缉拿叛贼家眷，暗暗嘱其便宜行事。你道叔夜为何如此安排？原来叔夜自忖晁盖、宋江为抗税起事，却不是要反了朝廷改朝换代，其罪责可大可小。往小处说，各地因捐税起事者不少，法难责众，也少不了息事宁人；往大处说，抗税造反，直可以诛杀九族。叔夜不愿捉住乡民大开杀戒，可存出自西北边防折家军，素与叔夜有旧，故指使他见机行事，要紧时尽可网开一面。拨他一千府兵均为当地子弟，也好让可存暗地里使唤手段。

折可存领一千济州府兵先去宋江家乡宋家村。那村子不大，宋姓居多，官兵人马一到立时团团围住，按照当地衙门给出的户籍名册一一缉拿，竟然一个不少。折可存大感意外，再赴东溪村晁盖家乡，均是如此。象晁盖宋江等人起事反抗官府，此乃大罪，家人俱应知悉，何以行当无事，不逃不避，束手就擒，大违常理？原来各家人虽不满官府所为，却不愿意晁盖兄弟们起事，但又管不了，也不跟从，只得听天由命，更非是清剿声势不大，威名不广。

可存不禁暗暗吸口气，心道：“幸亏张大人早有安排，这许多百姓抓到手里大是棘手，杀不得也放不得。”下令兵丁仅将诸家眷围在各自村里，待张大人征剿梁山后再行定夺。兵丁俱是当地子弟，既有可存命令，自是只管围住，不复妄动。

再说张叔夜带其余两千兵马，大小战船三百多只，浩浩荡荡，沿五丈河进入八百里水泊，直逼梁山征剿。梁山山头众多，虽说谈不上高峻险要，但四面环水，山林茂盛，易守难攻，孤悬于方圆八百里水泊，确然是啸聚的好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