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心和潘队长的分歧既是思想性的，又是年龄性的。他们是两代人。我一直认为，现在的时代和过去的时代有一个最重要的区别，那就是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的世界观，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差别巨大！

我所谓的年轻人指的还不是那种被称为“新新人类”的另类一族，而是指一般生理意义上的年轻人，如安心和我这样的人。我们也受过正统的教育，经过一个或数个工作单位的职业训练，我们不是那种无所事事、晃晃悠悠、生活支离破碎的**爱好者，也不是那些把身体当块抹布，只看重自己的感觉，只要自己开心就好的问题少年。我们从小也和那些中老年人一样，至少也不次于他们地熟知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爱国主义的理论和口号，以及四项基本原则、五讲四美三热爱之类的大道理，但我们还是和他们不一样的。除了在纪律、法律和团体的规定下在某些场合必须做出同一个表情和同一个动作之外，我们和上一代人几乎什么都不一样，从里到外，都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

安心和潘队长在那间小客房里发生的争执看起来是事务性的，实际上与他们的年龄及世界观的差异绝对有关。潘队长不同意由南德公安局给安心开具结婚证明，他认为南德公安局无论是作为安心的工作单位还是作为她的真实户口所在地，都不适于出现在安心结婚手续的公开文件上。虽然毛杰这个案子已经时过境迁一年多了，看上去已经没有什么现实的危险，但这是规定，这是组织上的规定。安心作为一位受到正式保护的人员，在未经请示上级公安机关批准之前，谁也不能私自做主公开她的身份。另外，潘队长还严词禁止安心继续使用安心这个名字：“你在北京还用这个名字就已经不对了，再把它公开写到结婚证上就更不对了。你的这个身份证当时为什么没有交回来？你应该交回来交给局政治处封存保管。我要是将错就错批准你用这名字结婚我就等于犯错误啦，再说开结婚证明要到市局政治处去开，也不是我点个头就能开得出来的。”

安心说：“您和政治处方主任不是很熟吗，您去找他说说开个结婚证明又不是什么大事，又不是什么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事。我结了婚以后自食其力再也不给组织上找麻烦了还不行吗，我讨厌这么隐姓埋名神神秘秘地过一辈子！”

老潘说：“方主任也没有这个权利，你是经局党委讨论同意并报省厅政治处备案以后才采取保护措施的，方主任是搞政治工作的，应该比我更讲原则更守规矩，怎么可能私下里一个人做主就把上级组织的决定给破坏了？除非局党委为你这事再讨论一次，把你的保护措施给撤了，把你这个被保护对象的身份给取消了，那我们给你开。不就是开个证明吗，不就是结婚吗，我们盖个章，证明你目前未婚独身，那是很简单的事！”

潘队长的意思，这个证明还是要到北邱开，他可以向局政治处反映一下情况，让政治处管这事的干部和北邱市公安局打个招呼。结婚证明上还是得用何燕红这个名字。除了安心总是不按规定用化名这件事之外，老潘还批评了她不经请示擅自跑到南德来的行为，老潘说：“你现在也不算是缉毒大队的人了，也不算是现役民警了，我也不好再多说你什么，你要还是我队里的人我非好好剋你不可，我非让你今天就立刻给我回去，回北邱回北京回哪里去都行！”

安心有些委屈，甚至，有些生气。她情绪低落地说：“您不是一直在剋我吗，您都剋我这么半天了，从昨天晚上一直剋到现在。我以前还觉得我在您心里的印象挺好的，现在才知道您这么讨厌我。我都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让您满意了！”

老潘这才住了嘴，沉默片刻，叹口气，说：“我过去，有一个同事，我记得我好像和你说过的。那是我在沙茅地区公安局工作时认识的一个同事，他是昆明市公安局的一个缉毒干部，在一个案子上用伪装身份做情报工作，和几个贩毒的人混成了朋友。他们拉他一起干毒品生意，他就跟他们干，算是打到他们内部去了。后来连境外的贩毒集团也都信任他了。省厅就派他在沙西公路旁边开了一家加油站，贩毒组织就拿这加油站当据点，他就利用这个据点给我们送情报。这个据点离沙茅很近。沙茅地区公安局就是由我负责跟他联系的。我们一直配合了八年，靠他省里破了很多大案。这个同志为了掩护自己，不暴露身份，八年没有谈恋爱结婚，八年隐姓埋名不和自己过去的亲朋好友来往。他是曲靖人，省里派人以他朋友的身份把他的父母从曲靖农村悄悄接到昆明住下来，他八年来只回昆明见过他父母三次。连他父母都以为他早就下海经商去了。直到八年后他牺牲了，大家才知道他是那样一位无名英雄。安心，我不是主张你不结婚或者跟谁都别来往，你的情况跟他也不相同，我跟你说这个人只是想说一个人的素质！这个人牺牲的时候才三十五岁。他这一生，非常伟大，非常崇高！他比我年轻，可我非常敬佩他。我这一辈子，真正敬佩的人不多，他算一个。”

安心并没有如她的队长所期望的那样，被那位隐姓埋名最终献身的同行的事迹所打动。她平静地说：“队长，这样的人，我也敬佩，但我没法学他，我不想像他那样生活。我是个女的，我需要结婚，需要孩子，需要和一个爱我的人在一起，需要常常回家去看看我的父母，他们年纪大了我也要照顾他们。我想过一种正常的生活，过一个普通人的正常的生活。队长，您别要求我那么高了，我可能天生就做不了一个伟大的人，崇高的人。我想做的，只是一个清清白白的人，一个快快乐乐的人。能做到这样我就满足了，就够了。”

潘队长默然听着安心滔滔不绝的“人生独白”，他半天都没有说一句话，那不免失落的表情看上去有几分孤独。最后，他点了点头，只是哑声说了一句：“好，我理解。”

潘队长的样子，他的沉闷苍老的神态，让安心心里又有几分不忍。她并不是成心想让队长对她失望的，她不想让队长为她刚才的话而感到难过。她说：“队长，你是不是觉得我变了，变坏了，是吗？”

老潘摇了摇头，再次说了句：“你的想法，我理解。”他停一下，又说，“你在北京那样的大城市里呆了那么久，大城市的年轻人都是另一种生活，另一个想法的，我可以理解。”

他说完，看了看表，做出要走的表示，他问安心：“我今天就去找政治处让他们帮你给北邱打电话，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安心说：“明天吧，明天早上八点半有一趟去北邱的火车。我一早就走。”

潘队长从随身带着的皮包里，取出一个红布包包，放在床上，说：“这个东西先借你用一天。今天是泼水节，我岳母是傣族人，我请了两天假回一趟大理，是中午的火车。明天早上我叫人来这儿接你们去车站，你把这个还给他就行。”

安心拿起那个红布包包，打开来看。在没打开之前她已经知道了那是什么东西。

那是一把半新不旧的“六四式”手枪，安心认出来，就是她原来佩的那支。

安心把枪重新用红布包好。本来她想说不用的，但怕再伤老潘的一片好心，所以她收下了。正如老潘说的那样，也许真是因为在北京这种大城市里住得太久了，现在她对边境地区这种司空见惯的“斗争气氛”和正常的警惕性，已经感到有点滑稽。

她把老潘送到走廊上。这楼上的房子都是后隔的，走廊漫长而曲折，她拐了两个弯还走了十多米冤枉路才把老潘送到楼梯口。她对老潘说：“队长，我知道，我今天让你生气了，我没能做一个你心目中最优秀的那种人，让你失望了。我不是有意的，您心里别恨我。”

老潘站下来，低头想了一下，抬头看安心，他的眼角很难得地现出了一丝慈祥的笑意，他说：“你已经很优秀了。你希望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享受一点家庭的幸福，都是对的，别当是坏事，别觉得不好。我说的那个人，那是很个别的例子。只是我一想到他，就觉得很难过。希望你也能理解我，我们这些人的感情就是这样的。你今天说你也敬佩这样的人，你也承认他这样生活很伟大、很崇高，这我就很高兴了。真的，你比我那个儿子懂事多了。这种事感动不了我儿子，他听了那个人的事情，就说那个人的脑袋准是有毛病……”

倒是老潘的这几句话，让安心有了几分感动。至少，有种很亲切的感觉，就像老潘一直在她心目中的那种感觉一样。

老潘苦笑一下，又说：“我从小就不停地跟我的儿子讲道理，讲这些故事。现在看来，讲多了，没有用。”

安心把老潘一直送出旅馆，老潘走了。安心站在旅馆的门口发愣。我也看到了老潘微驼的背影，他穿着一件已经洗旧的深灰色的便衣，头发很粗很乱，那背影几乎像一个劳累半生的农民。如果不是安心认识他，如果我在北京繁华的街头碰上这样的人，我肯定会把他当成一个外地的农民，当成和我们距离很远很远的那种乡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