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敌机第三次空袭古城的时候，唐风和关若云被救援队分配到南大街粉巷引导慌乱的市民到城外躲避。唐风忽然发现一个手里拿着一把红色雨伞的中年男人，不但不跟随惊慌失措的人群往城外跑，反而溜着民房逆行。他手里的雨伞引起了唐风的注意，大晴天的带把雨伞干啥？唐风把自己的疑问悄悄告诉了关若云，让关若云继续引导群众，他自己去跟踪此人。关若云好奇心重也跟了上去。

两个人一前一后尾随着中年人穿过南院门到了五味十字，那人左顾右盼地站住了，唐风赶紧躲在一个墙角监视他。这里距离防空司令部已经很近了，司令部门前的街道上已经没有了行人，只有一、两个负责维持秩序的宪警仰面朝天观察情况。安放在司令部屋顶的警报器发疯般地发出短促而又凄厉的警报声，钟楼上的红灯笼也已经变成了表示紧急警报的两只，表示敌机已经飞到渭南、临潼。转眼间，日本轰炸机就飞到了头顶上。

唐风看见那中年人突然打开手中的红雨伞，高举到头顶上，红雨伞在初冬的阳光下显得格外醒目，就像一朵绽放的红玫瑰。唐风蓦地意识到中年人是在用红雨伞给敌机发信号指示轰炸目标，他来不及多想，像只迅捷的豹子般猛扑了过去。中年男人见有人向自己扑来，掉头就跑，说时迟那时快，唐风像头顶足球射门一样，把中年男人一头撞倒。俩人你揪我我推你地在地上滚作一团。

关若云急得大喊起来“抓汉奸呀，快抓汉奸呀。来人呀！”街上的巡警听见喊叫声，拎着警棍跑了过来。与此同时，敌机投下的炸弹带着尖锐的啸声落到了防空司令部紧邻的民房上，巨大的爆炸声中，砖瓦椽木腾空而起，烟尘蔽日。

硝烟弥漫中，中年人急了，用红伞把使劲捣唐风的头，捣得他头破血流。唐风不顾一切死死抓住中年人不放手，关若云抢上去抱住雨伞，赶上来的巡警手起棍落，把中年人打翻在地。

头一轮轰炸过去后，躲在各个角落的市民从自家院子里挖的防空洞爬出来，灭火救人。他们听说抓了个给敌机指引轰炸目标的汉奸，纷纷围拢过来，人人切齿，个个喊打。有的人挥舞着拳头，有的人拾起满地的砖头瓦块向汉奸头上砸，更多的人挤不进去，在人堆外边呼喊口号：“向日本鬼子讨还血债！严惩汉奸卖国贼！”市民越围越多，口号越喊越响亮，虽经闻讯而来的防空司令部军警百般劝说，愤怒的人群仍不肯离去，一拥而上把那被打得半死的汉奸揪进了防空司令部。

第二天，古都报纸上登出一则消息，标题是：“中学生勇擒汉奸，玉祥门恶贼伏法”。

古城市民争相传阅，人心大块。以此为契机，古城掀起了抓汉奸的群众运动，隔不了几天，玉祥门外便会枪毙几个汉奸。唐风成了竞存学生争相效仿的英雄，不但中学生效仿，就连小学生也效仿。每逢日机来犯，这些没有爹娘在身边的竞存学生不但不躲不避，反而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流窜于大街小巷寻找汉奸。这种现象引起了学校的不安，几次三番劝告学生要注意自身安全，学生们却振振有词地说：“你们成天教育我们，反日锄奸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职责，要发扬不怕牺牲的精神，把最后一滴血洒在抗日的战场上。我们人小上不了战场，但我们同样要为抗日尽力，抓汉奸就是抗日，谁阻止我们抓汉奸谁就是汉奸。”

学生的话噎得老师们无言以对。敌机继续来犯，学生们继续满城疯跑，终于酿出一次三名学生被炸身亡的惨剧。车校长认为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阻止惨剧的再次发生。

“鉴于日机频繁轰炸西安，政府机关和市民纷纷迁出城区，为了保住东北军留下的这些骨肉，为了保住这些东北人的后代，为了保住这些未来的种子，我们竞存学校必须迁出西安。”车向忱在全校教职员会上说。

张寒晖立即附议，他说：“自东北军撤离西安之后，政府当局多方刁难竞存学校。今年八月竟然发生了栽赃陷害逮捕车校长和我们几位老师，百般拷打的事件，把我们关押监禁一个多月。幸而中央税警总团团长黄杰将军在长城防御战时作为观察员，亲眼看见过车校长率领东大学生在长城各口前沿阵地慰劳抗敌将士，并和青年学生一道，冒着枪林弹雨在阵地上抢救伤员。因此在得知车校长被捕后，黄杰亲自给陕西省主席蒋鼎文写了一封信，说如果车向忱是汉奸，那么，我黄杰也得是汉奸了。这样车校长和我们几个人才被释放。我们可以设想，今后当局对我们的刁难必然变本加厉，这对我们培养新青年的工作很不利，因此我赞同把竞存学校暂时迁出西安的提议。”

在张寒晖发言之后，议题转到迁往何地的问题上，经过一番讨论，大家一致同意车校长的提议，迁到比邻宝鸡的凤翔县去。

搬迁时，黄杰派军用卡车把竞存师生一直送至凤翔，还特意给学校捐了五十袋大米，给师生每人发了一套部队替换下来的单军装和一件旧棉军衣御寒。（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