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仓法本是由朱熹创立，本质上与王安石的青苗法类似，即在在青黄不接时，由社仓将粮食借于农户，渡过难关，待秋收之后，再由农户交还社仓，并相应支付一定利息。

但社仓法和青苗法最大的不同在于：青苗法是由官府主持经营，容易造成营私舞弊，强行摊派的现像，而社仓粮源来自于富户和丰收之年社民的自行自愿积累，并由社民选举出品行端正的人为社和社副责任，接受每一个社民的监督，政府和官吏不得插手社仓事宜，免除了“吏缘为奸”之弊。同时青苗法规定，农户是以铜钱偿还所借的粮食，也被商人借机压价，而社仓法则是以粮还粮，从而能够减少损失。

但社仓法也非尽善尽美，问题在于，一般社仓都是以乡村为单位，只对本乡村的农户放贷，而不是所有乡村都有条件成立社仓。而且社仓毕竟是民间组织，容易散伙。而且还有一些农户再借粮之后，因为种种原因，秋收之后还是还不上，社仓也难以处理。

这一条是由陈亮提出，并且在朱熹的基础上，作出一定的修改，一是由官府出面组织，以一乡或是数乡之力，成立社仓，但官府只付责监督，而不责任运营管理。但获利之后，分为两份，社仓取一份，官府取一份。二是对于借粮之后，实在还不上粮食的农户，就由官府来替他交还，并由农户以服徭役的形式来偿还官府，以弥补免役之后的劳役不足。三是一但生灾害，战乱等事件，官府有权调用社仓后诸粮应急，等灾难平息之后，再由官府偿还补上。这样一来，也综合了社仓法和青苗法的优势，成立社仓的富户和官府也都能从中获利。

这几条提出，到还不太出人意料。因为赵汝愚、辛弃疾、陈亮等人都是支持赵忱推行新法的大臣。到是农田水利法，居然是由史弥远提出来的。这到有些出人意料，因为史浩递上辞呈之后，赵忱马上就批准了，大臣们也都心知肚明是怎么一回事，还以为史弥远要么也请求外任，要么也辞职，那知他居然也提出一条新法来。

不过汉族王朝一向都是以农业为国之本，因此兴修水利，是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的大事，熙宁变法中也有这么一条，也是最无争议的一条。由其是宋室南渡之后，南方河流众多，也具备大量兴修水利的条件。也是十分必要的事情。

不过这五条新法其实都是针对农业，除了亩税法之外，其余四条也都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主要是因为赵忱听从杨炎等人建议，变法不宜操之过急，还是应当循序渐进为好。而目前大宋的当务之急，就是恢复各地的农业生产。

大宋的财政收入大约由四部份组成，为两税（即农税）、商税、专买、杂税。其中两税约占三成，商税达到二成五分，专买约占二成，杂税占到一成五分。

尽管农税仍是大宋财政收入的最大一部份，但与前朝相比，在财政收入中的比例要小得许多了，但农业依旧是大宋的立国之本，而且甴于金军南侵，虽然对两淮、两浙、两江、两湖等地造成了大量的破坏，但也沉重打击了各地的地方豪强势力，也使反对变革的力量小了许多，因此赵忱、杨炎、赵汝愚、辛弃疾、陈亮等人才选择以农业革新为开始。

这五条新法提出之后，赵忱立刻交给朝臣们讨论。

道先农田水利法依旧是最没有争议的一条，跟本没有任何人反对。而经界法反对的意见也不多，因为清丈土地，实查户籍都是大乱之后，恢复生产必须要做的工作，只是俱体如何实施、监督的问题。虽然大臣们大都拥有大量土产，经界法一但施行，必会损害到他们的利益，但这个理由却是摆不到台面上来。

而免役法和社仓法其实之前也都有类似的条例，有过一些持行的经验，优劣点也都非常清楚，这一次也针对以前的不足之处，进行了一些补充和修订，也算是比较完善了，因此虽然会有一些争议，但通过的问题也不大。

唯有亩税法，这是自唐朝中期，出现的两税制定之后，又一次针对税收制度的一项重大变革，以前也重来没有施进过，虽然从理论上来说是不错，但俱体执行起来效果会如何还很难说。因此也成为众臣讨论的重点。

中书的几位执政大臣经过讨论之后，刘珙先问：“如果将田赋、徭役、丁役等等都摊入田亩计算，但每亩田地产量有多有少，如果按照统一标准收取，岂不是不公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