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炎接着道：“微臣也认为，武将不应干涉朝政，而且甴文官节制武将，也确实是正确的国策，然而凡事不可做过，做过更犹之不及。何况兵者，国之大计、生死之道、存亡之地，不可不查。如果过分抑制武将，矫枉过正，损害的还是大宋自身。虽然说国虽大，忘战必亡，但请官家也不可忘记，国虽安，忘战必危。故持仁者亡，持勇者亦亡，唯有文武并用，仁勇共持，才是治囯之道。自古以来，开创治世、盛世的王朝，文治固然极盛，然而武功同样也到了巅峰。”

顿了一顿，杨炎接着又道：“大宋开国之初，立国未稳，人心不服，五代武将专权的余风犹在，因此太祖皇帝才定下重文轻武，以文治武，将从中御、强干未支的国策，虽然有些矫枉过正，但也并不为过。而且也一举扭转了武将持重，不尊朝廷的局面。然而法随势变，后来大宋国势以稳，人心归附，如果还是实行这样的国策，自然就不合时宜了。陛下如果想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雪祖宗之耻，则非改不可。”

赵忱沉默良久，终于道：“姐夫说的不错，确实是非改不可了。姐夫能够不畏忌闲，直言不讳，切中要害，朕甚感欣慰。”

原来赵忱并不是不明白事理的人，大宋复国以后，杨炎一直韬光养晦，行为恭谨。不仅自削封赏，而且现在杨沂中父子三人都主动请辞，无非是但心杨家风头太盛，遭惹事非。但赵忱自问，自己从未对杨炎有过任何怀疑，然而杨炎这么做难道是对自己有所戒心，但这话又无法对杨炎明说。因此心里也觉得有些不太舒心，难道君臣之间，真的就不能不相见疑吗？

但这一次杨炎上言兵制改制，却是针砭实事，畅所直言，毫不顾忌大宋的各种忌讳，显然是对自己并无任何顾忌，一切都是为朝廷的利益出，也今赵忱心中释怀。原来姐夫并没有和自己离心。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赵忱能够顺利登上皇位，做稳江山，主要还是靠军队的支持，而且除了杨炎以外，其他大将如杨沂中、李显忠、李宝、陈敏、毕再遇等人对朝廷也都十分忠心，并没有出现任何拥兵自重，不尊号令的迹像。因此赵忱虽然也知道抑制武将的必要性，但毕竟对武将专权没有切身的体会，所以也远沒有以前的皇帝对武将那么猜忌。对杨炎提出的大宋兵制的三大憋病也颇有感触，而且经过杨炎这么一解释，也认为确实非改不可了。

如第一条重文轻武，积弱重返。大宋实行重文抑武的国策以经有两百余年，在民间几乎以经形成了这种观念。以至于鄙视武将，忌讳征战，而对外族的进犯，莫不以议和苟安。南渡之和，面对与金国的国仇家恨，还是有不少人力主与金国议和，从根上说，原因为在于此。

当然这种重文轻武的观念根本不可能一下子就改得过来，而还是釆用循序渐进，逐步改进的方法。只能通过逐步提高武将的地位，在民间提倡尚武精神，来潜移默化。赵忱先前让平定大理的军队整装入城，显示军威，也正是一次偿试。

第二条将从中御，以文制武，也是大宋对外征战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即由朝廷事先确实好作战的计划方案，然后交于将帅依计而行，不得更攻，然而战场上局势往往瞬息万变，跟本不可能完全预测，需要第一线的指挥者根据具体情况，随机应变，岳飞所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就是这个道理。

宋太祖赵匡胤是武将出身，本身也精通兵法，实行将从中御，到还影响不大。但后来的皇帝即没有太祖这样的用兵能力，而对将帅的钳制却更加严格，甚至到了不设主将，所有将令全都由朝廷直接下传的地步，这样的军队出征作战，自然难以打胜了。

这一次能够打败金军的南侵，一方面是因为将士努力奋战，杨炎的个人能力之外，而另一方面也是得益于在朝中设立了都督府，由杨沂中这样经验丰富的老将来制定战术，指挥军队，朝廷并未多加干涉，而前方的将帅也有充分的自主权，比如杨炎和李显忠配合收复建康的一役，就是如此。

当然这一点也是俱体的制度问题，在没有战事生的时候，也就元从说起，因此也不算是兵制改制的重点。

而最为关建，也是最需要改革的其实是第三条，冗兵积重，稂莠不齐。

冗兵也是大宋积弊的主要原因之一。大宋士兵是以募兵为主，征兵为辅制。征兵是指乡军，一般不脱离生产，只是定期服伇，役满之后，乃可回家务农，其实是用来维护地方治安，但也有少量是补充边境兵力不足，在南渡之前，一般全国乡军总数也保持在三十到四十万左右。

而募兵是指禁军和厢军，也是大宋的主力，士兵的兵器衣甲、马匹全由朝廷供应，耗费十分巨大。而且一但入伍之后，就可以终身为兵，以至老死营中，因此军中往往积压了大量老弱之卒，人数虽越聚越多，但战斗力却得不到相应提高。

同时，大宋又实行灾年招兵的政策，认为将天下失职犷悍之徒招收为兵，加以管束, 是防止暴乱生，巩固朝廷统治的妙策。但结果却是将大量游手好闲的市井之徒，沷皮无懒之辈招入军中，也使军队稂莠不齐，军纪松驰，军队的素质，自然也每况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