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易受欺负的人身上带有一种标记。这是真的。这种标记不是气味，不是相貌，甚至也不是衣着打扮。它总是在一些人们平常不去想的地方透露出来。对于许多从乡下进城读书的孩子来说，这种格格不入往往是在需要掏钱的时候浮现出来的。似乎周围的同学吃的用的都是好的，生活中从来没有烦恼。

其实这点是错的，城里孩子还是要上学和考试，而且竞争一年比一年激烈，可那是氛围上的问题。他们好像觉得那些公路、商店、高楼和商店都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去洋餐厅吃饭也是副松弛自在的态度，仿佛什么人早就教过他们用餐规矩了。真的，他们从来不主动承认，但小刍却认定了有这样的事。城里孩子们已经在背地里建了套外人不懂的规矩，在那些不冷不热的微笑和言语后，他们的意思不止表面上露出来的那些。有时他按照老家的习惯做事，比如把午餐的菜全拌进饭里。这有什么不对？可那时他就觉得旁边的同学，尽管假装垂着眼睛不看他，眉毛却悄悄皱起来。他们刻意地摆出副鸡啄米的样子吃饭，仿佛是他的存在倒了他们的胃口。但是他不敢再那么做了。他只在心里想念老家的奶奶。

还有各种各样的事。其实都是小事。偶尔飘过他耳朵的几个词，那些来不及收起来的眼神和怪脸，或者无意义地在他旁边多绕的几步路。这些鸡零狗碎的小事，他自己大部分时候也不会想起来。只有当他是一个人的时候，在公交车站孤零零地瞧着流血的夕阳，或是缩在被窝里听着外头父母的争吵时，那一个个微小的瞬间才会回到他心里，让他觉得胸膛里有个巨大的漩涡。他害怕天亮，害怕去学校面对那些隐晦的眼光，害怕自己永远都是个读不懂规矩的外人，像只在晚高峰车流旁惶惶不安的野狗。

可他的确是个外人。在这座城市里是这样，在家里也是这样。父母是不会明白他这可笑的恐惧感的，他们辛辛苦苦地卖货，或是在自家美容院里起早贪黑地干活，才能在高高的水泥楼里买下一间房子，然后把他送进城里的好学校。他们连他未来几十年的人生都规划好了：读初中，读高中，上大学，找个城里女孩结婚，生本地户口的孩子（最好是两到三个，至少有一个儿子）。这个规划是完美的，无可置疑，他们想不出小刍到底有什么可怕的。曾有一次他畏畏缩缩地把自己的感觉告诉妈妈，而她告诉他这不过是他多心。旁人的眼光根本无关紧要，等你赚钱了，出息了，成功了，这一切自然就会改变。

妈妈是不可能的害他的……但成功的那一天距离小刍实在太远了。他不知道在此之前他还要这样过多久，最早也要到高考结束的那天吧？或者大学毕业的那天？那时他就长大了，能成为一个无所畏惧的人，自如地处理一切此刻叫他害怕的事。可那实在是太久太久了，他需要一天一天，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苦熬，熬到所有事情都能自己做主的时候。那一天对小刍来说还很远，但在他心目中却有一个独立的榜样。

在这座冷漠而古怪的都市里，只有蔡绩是他的朋友。他们是同乡，几乎算得上发小，虽然小刍很早就被父母送来市里读书了。他对故土的记忆总是家门前的高粱地，还有爷爷奶奶坐在房门前的矮凳上做农活的样子。而蔡绩来这里并不为读书。他是来打工的，在一家同乡所开的修车店里。他和小刍哪里都不同，只有一样是他们共同的感觉，那就是他们是外来者。蔡绩比他还讨厌这里，讨厌给高楼挡住的天际线，讨厌城里人脸上那种笑。但是他也不怀念故乡——他家里没有什么人了。

小刍的父母不跟他细讲老家的情况，他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那些事：如果你家里没人了，同邻居一起规划好的公共排水沟会莫名其妙向你的田地挪动；收获前后的夜里甚至白天都会有人去你家的田里挑拣；还有无止境的闲话。村子里的人可不会只是用眼神瞧瞧你，所以就像小刍的父母问他的，同学盯着你看又怎么了？在这对夫妻眼里，城里孩子都是娇生惯养的废物，外表机灵实则蠢钝，正像那些指甲长长无事可做的有钱女人抱在车座里的哈巴狗，没有半点吃苦和斗争的精神。只要努努力，干得比他们都成功，这些眼神早晚会变成嫉妒。而且他们也不能像乡下的亲戚那样一听你发达就伸手管你要钱，要你安排工作和住宿，否则他们就会在乡里传播流言，鼓动人们故意在你养鸡鸭的地方撒老鼠药。

一直有传言说蔡绩的叔叔是因为误食老鼠药而死的，他的叔爷爷是个傻子，或是个疯子（这两者的主要区别是会不会张嘴咬别人的脸）。这两件事小刍不知道真假，因为蔡绩没有说过，是他暑假回老家时自己听说的。在“情报宣传站”里——他父母经常这么叫村口那家人的前院，仿佛觉得这个说法很好笑——总是坐着好几个人，他们成天在那里说话，眼睛盯着每一个进出村子的人，估量人们做了什么，是否高兴，或者每天挣多少钱。

很少有秘密能掠过村庄而不被这些眼睛看见，被看见的秘密也绝不会被这些人的牙关堵在肚子里。他们传播闲话，其中有真也有假，终归言辞都是没有影子的，那些嚼舌头的嘴也不能叼走自家的鸡鸭。可小刍害怕这些人，怕他们用发光的眼睛盯着他发问，问他上什么学校，在学校里排名多少，将来能做什么工作，是不是忘了村里还有他的亲人。他嗫嚅着不知该如何答话，这时他们就会提到蔡绩，去城里挣钱的小子。他们叨叨地说，有些人自己发达了，享福了，就会忘了帮衬过他的老乡。在他那个妈跑了以后，还不是邻居们的照看才叫他能长大。难不成还是他那个给他找了后娘的爹？可是蔡绩却是个白眼狼，攀到高枝就不回头了。逢年过节他也不带礼物回来。

然而有时他们说出来的话又反过来：城里是个险恶的地方。城里生活的人都奸滑而冷漠，是吃人骨头的虎穴，绝不会有村里那样热心肠的邻居。在那里干活也处处都是陷阱，花言巧语地骗你说能挣钱，其实却是要占尽你的便宜。你在城里是不可能堂堂正正地挣着钱的，而蔡绩这种不会来事的小子就注定只会吃亏。他恐怕混得不好，怕被后娘和她的几个孩子奚落，所以才年年都不敢回来。

小刍越听越糊涂。他总是觉得自己看到的世界和听到的东西并不相干，甚至他听到的世界也是破碎的，彼此冲突和矛盾的。他们为到底什么那样说？为什么说得那么起劲？这一切都含含糊糊，混混沌沌，而没有人愿意跟他解释清楚，甚至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发问。他总是感到自己很笨，在考试范围以外的地方，每一件事都让他不明白。他的身体也很笨，总是打翻这个撞倒那个，跑不了几步路膝盖就疼得厉害。医生说他的半月板有问题，他不知道什么是半月板，但他父母不喜欢这个诊断。他们觉得终归是他太懒而缺乏锻炼的缘故。

所以，到头来他只和蔡绩说话。当他难过的时候，恐惧的时候，他就假装要参加晚自习，实则在黄昏时坐上那路车厢最长，长相最笨拙的公交车（他觉得每辆车都长着不同的面孔，并且他也能看出它们的美丑）。公交车会一直开下去，从高楼林立人群喧闹的地方渐渐远离，穿过野地和黑黝黝的河沟，甩开被卡车包围起来的重重叠叠的箱山（堆场这个词他也是从蔡绩那儿学来的）。一直到夏季的太阳半沉入西面工厂的屋顶下，他才在倒数第二站下车，沿一条铺砾石的烂泥路走过河岸。

路总是湿的，即便在不下雨的日子，两边的商铺或民居会把废水泼到门外的路上，水面闪着油脂状的斑斓光泽。曾有一次他被水泼到了，白沫留在跑鞋上，洇湿的裤脚散发出腥臊味。他还听见高处有粗哑的笑声，心里害怕起来，从此在这条路再也不敢耽搁，永远是低着头匆匆忙忙地奔过。因而他不能确切说出这些店是干什么的，肯定有一家是造门窗的。好几个傍晚有人坐在店门口，用电动刨木机在连排木框上来回，木屑如雪花堆积在路边。空气里全是木头和油漆的气味。有时他们也焊接金属，簇簇白金色的火花沿着框架飞溅，是另一种怪味道（后来他知道那也许是臭氧）。那些电焊火花真漂亮，像过年时点燃的烟花，但大人总警告他不能久看，不然眼睛就会坏掉。

但是火花在电焊工人手中迸溅，这一幕久久地留在小刍心底，像舞台上的魔术演出，或者电视里的神仙施法。他觉得这些手握火花的人拥有力量，尽管他父母告诉他做这些事没有出息的，干苦力活的都是远远不如在学校里佝偻背脊，带着厚重眼镜的下等人。他从来不跟家里说自己去找蔡绩玩的事情，因为在他父母眼中，汽修店学徒当然也是混不出头的下等人。

可是小刍不觉得下等人是什么坏事。蔡绩懂得很多，也很有本事。虽然他大约只比小刍大个三四岁，却不需要父母照顾，自己就能养活自己。他住自己的，吃自己的，在修车店也不会有人拿古怪的眼神看他。这在小刍看来就是有本事的人。他觉得自己宁愿在修车店里当一名满身油灰的技工，有活儿时就使劲地干，没活儿时就坐在店里头喝着啤酒，用那台厚重的老电视看球赛或电影。他们都说这些体力活儿很辛苦，可是在小刍眼里店里的工人却过得很快活，至少很简单。他们干活就是干活，累就是累，休息也就是休息，从来不用担心上一次考试的成绩是否会叫老师对你皱眉。他们不顺心的时候就大声说粗话，骂人或是吐唾沫，不必费心思去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