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贼踞汉阳、汉口为老巢，由是西至宜昌，北至德安，南犯湘省，三次攻陷岳、常、澧州，纵横百余州县，蹂躏殆遍，庐舍荡然，寸草不留。崇纶闭坐一城，置罔闻知，土匪掳掠亦置不问，所失国家土地并不一一详奏。百姓之言皆曰：青巡抚在此，尚有兵勇驱贼之掳掠，尚有告示怜民之疾苦；崇巡抚并告示而无之，全不恤我等为大清之赤子矣！积怨如此。

我皇上优容臣下，仅予革职。崇纶稍有天良，亦当以死图报。乃于六月初二武昌城陷，崇纶随众军逃出，展转偷生。反称革职回京，已于前一日先出鄂城，呈请转奏。身为封疆大吏，无论在官去官，死难是其本分，即不死亦不妨明言，何必倒填日月，讳其城破逃生之罪？劾人则虽死而犹诬之，处己则苟活而故讳之，岂非无耻之尤者哉！

臣入湖北境内以来，目击疮痍，博访舆论，莫不归罪于崇纶。以年余之成败始末，关系东南大局，不敢不据实缕陈。其应如何声罪严究，圣主自有一定之权衡，微臣不敢拟议。所有博采公论，缕陈鄂省前任督、抚优劣情由，恭折附驿奏闻，伏乞皇上圣断施行。谨奏。

咸丰帝闻，怒斥崇纶偷生避难、辜恩昧良，谕命逮治。又道：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人还如此之低调，国家栋梁矣！

恭亲王奕忻道：“各地战事，惟鄂域畅顺。庐州、镇江、浦口、金陵、连镇、高唐等，皆无甚进展。”

首席军机大臣祁隽藻进言：“本朝家法，无专用汉人督师者。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若再授以疆圻，复总师干，威权太重，恐非国家福也。”

御史沈葆桢上疏：赣之九江，皖之安庆，苏之金陵，皆为贼占。在籍侍郎曾国藩，直下颚之武昌，士气正炽，宜应迅即东下，克服东南半壁，国家一统，万民之福也。

内务府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文庆奏曰：值此危亡之际，当重用汉臣，彼多从田间来，知民疾苦，熟谙情伪。岂若吾辈未出国门，懵然於大计者乎？

咸丰帝沉思良久，再谕曾国藩：朕料汝必辞，又念及整师东下，署抚空有其名，赏给兵部侍郎衔，降旨令汝毋庸署理湖北巡抚。汝此奏虽不尽属固执，然官衔竟不书署抚，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著严行申饬。

曾国藩接旨，惶恐万分，伏乞上言：跪聆之下，惶悚难名。臣前因母服未阙，不敢附现任职官之列，是以未署新衔，不知已蹈违旨之罪。幸荷鸿慈指示，又蒙圣恩宽宥，仅加申饬，于提撕之中寓鉴谅之意，五中衔惑，曷胜悚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