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地，杜薇觉得研究人类心理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J是一类，李洋是一类，老板是一类，那些几乎千篇一律的从销售晋升到业务经理，再晋升到CEO的同事又是一类。她将她们分门别类地整合在自己的视野里，经常不带任何评判地静静观察着，思考着，职场里，多的是各种权和钱的角逐游戏，附带着一些个人情绪的释放和自尊心的争夺，而老板，他或许觉得自己已经晋级到自我价值的实现需求阶段，但在杜薇看来，她仍然深陷在名和利的泥淖中不能自拔。

尤其是在他突然有了上市的梦想之后，有了总经理的头衔之后。

他不断地表扬其他分公司的同事，打击贬低自己团队的员工，觉得只有这样才能鞭策大家进步，才能杜绝大家的骄傲自满，他要求自己的团队时刻保持第一的龙头老大地位，一旦有其他的团队超过就要求学习人家的方方面面。结果几年下来，一会号召向这个学习，这个没落了，又赶紧督促向那个学习。甚至说人家业绩好是因为HR优秀，让整个HR团队也学习别人的管理模式，哪怕搞个什么活动，发个什么表扬信，也被要求抄作业、照搬。

当业绩没有达到设定的理想值，他会焦虑得不行，并且想方设法地将这种焦虑传递给下面的员工，特别是HR，要“一哭二闹三上吊”是他惯常的要求了，甚至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等到公司上市那天，估计我也得去精神病院了。

没有人被他在管理层会议上的这句诙谐的话语逗笑，大家反感到不想接茬。

杜薇能理解他的这种工作狂心态，因为了解他将工作当成了自己最大的兴趣，因此再苦再累也是乐在其中，颇不赞同的是，她寄希望于所有的人都跟他一样的想法和行为，甚至要求大家将家庭托管出去，公司的员工都全心全意拼事业。他完全忽略掉工作在每个人心目中的地位都是不一样的。

杜薇觉得自己慢慢地变得通透起来，但是有些事情超越了她的价值观，始终无法得到她平心静气的坦然接受。

比如让她们逼迫员工无条件加班，比如李洋习惯性地暗自监管员工的电脑，比如老板要求项目管理人员的管理量从8000美金提升到20000美金，不管人家为此每天需要加班到深更半夜的超负荷工作，还大肆吹嘘自己是为了提升她们的提成收入，让大家得到更多报酬。

以下这类工作也是杜薇惯常要做的：

“D这几个月的业绩这么差，是不是没花多少时间在工作上啊？你得去多观察下他的工作，看下他每天找了多少邮箱，发了多少开发信。”老板惯常这么问道。

“哦，她的数据还是不错的，每天邮件发得比一般同事都多，而且晚上也有在家里工作。”杜薇如实回答。

“那为什么业绩这么差？数据是客观的，如果数据不好，肯定是存在问题的。你得帮她分析一下，为什么邮件发那么多却没几个客户询盘。”

“部门经理有分析过，没发现什么大的问题。”

“既然这样，我们就要考虑她是否适合这个工作岗位了，实在不行，我在想不如劝退算了。”

“可她是入职快三年的老员工了，而且以前也做出过业绩，只是最近确实老客户不怎么下单了，据说是出了些质量反馈……”

“我不管什么老员工新员工，这么下去公司在她身上都要亏本了，有什么必要嘛！再说耗在这里对她自己有什么好处？她自己难道不急吗？”

一番两番谈话，杜薇就得派去解决这种老板眼中的毒瘤，她很清楚，老板每次让她劝退的意思就是希望让她凭三寸不烂之舌去说服员工主动提出离职，从而逃脱薪资补偿。

“D，你这几个月业绩一直没有起色啊，前面每个月其实我也都有提醒你了，不知道你自己现在有没有什么改善的措施呢？”杜薇一开始很温和地将事实摆出来说。

“是的，该做的我也都做了，但是确实一直没有开发到新客户。老客户那边又一直不下单，一个之前说过了，质量出了较大的问题，将客户做死了。另外一个客户，他们自身的业务体量下滑严重。”

“那在新客户的开发方面呢，你有像以前一样在踏踏实实地在从头做基础工作吗？”

“哦，老天，我敢保证每天都有认真工作，跟从前入公司那会并没什么两样，只是你也知道的，现在开发客户越来越难了。”

“我也承认现在受大环境的影响，工作比以前更难做。但是公司还是有那么多新人不断做出突出的业绩啊。你也知道，不管难不难，公司每年都是有至少50%的增量目标的，每个人必须不断进步，但如果不进则退，在我们公司是很难生存下去的。不仅对公司不利，对于你们自己尤其如此。作为销售人员，如果没有业绩，拿的薪资那么低，在这里简直就是浪费自己的宝贵时间。其实如果遇到你觉得自己没法突破的瓶颈，有没有想过换一个环境、换一家公司去继续发展自己呢？”

“公司这是要劝退我吗？”

“那倒还没到那一步。只是在我个人看来，也许换个工作对你更加有利。”

“不，我并没有放弃希望，我愿意继续努力。”

“既然这样，我也建议你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界限，让自己有个清晰的规划、明确的目标，说不定也更能将时间上的紧迫感转变为动力。”杜薇顺着她的话给出了自己的宽限。

“公司准备给我多少时间？”

“一个月？”

“所以说公司一个月之后就会辞退我咯？”

杜薇笑笑，“公司更希望你能在这一个月有所突破。”杜薇意识到眼前这位同事可能不如以往的那些同事那么老实接受公司的安排，只能站在老板的位置、站在公司的角度，提出另外一个转折性的方案，“那如果我向公司申请给你一个月的补偿，让你利用这一个月的时间去找其他更好的工作，你愿意接受吗？”她不得不承认的是，她每次提这种建议的时候，绝对不像其他的HR一味觉得自己是公司和资本家的奴隶，而是同时想到了同胞般同事的想法和利益的。她有点不能明白为什么明明都是打工人，为啥某些人就能轻易做到将自己和其他打工人区别看待。

“不是N+1吗？”对方不屈不挠。

“假如公司确实有立马辞退你的想法的话。但是公司目前还是愿意寄希望于你，通过不断地加压来协助你突破。你应该也感受到了之前种种举措的压力吧，比如立军令状，降薪、谈话等等，如果这些你自觉都能承受的话，如我前面所说，一起再坚持努力一段时间，如果你觉得没必要承受这些，路有千万条，关键在于你自己的选择了。”

“我需要考虑一下。”

“可以的。”

像这样，尽管老板希望不花一分钱就干掉一个因为业绩卑微而变得不入他眼的人，杜薇还是为他分析更大的风险，被人投诉，或者多赖几个月，公司支出白花花的票子则会更多，而这正是老板最最不能忍受的。用最小的代价帮公司解决问题，杜薇希望自己能秉着一个更加平衡的心理和目标去达成某个结果，尽量做到双赢，但现实往往也有很多鸡飞狗跳、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多年来闯荡社会的经历，情感上的和工作上的历练，生活在时间里不断接受的洗礼，让杜薇的心灵不断有新的变化。尽管思想上更富有层次了，她却始终觉得自己拥有的是一颗年轻的活跃的前卫的心。

每当将这些工作上的琐事讲给林木听，照例从他那里听不到太多的认同和解答，林木依旧做着他那沉默的大多数，他经常会说：“如果人人都那样做，投诉公司未足额缴纳社保、公积金和要求加班费，那公司岂不倒闭了。”

杜薇则说：“正是大家都是你们这种想法，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所以社会上绝大部分公司才都敢无视劳动法的正规要求，层层剥削我们劳动人民。”啊，想到刚过去的7天春节假期，还被老板要求管理层每天线上一次会议汇报，明明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发生，仅仅让大家永不停息地处于工作状态，真是太恼火了。

让杜薇感受不好的事情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小事，正因为太多七零八碎、显现人性的小事拼凑在一起，迫使她更深层次地思考着工作的价值、意义，直至活着的价值和意义。

比如俩个相同岗位、差不多贡献的人，其中一人来找她申诉为什么自己的薪资比同伴的要低，她深知那是因为另一人曾经努力向老板为自己要求和争取过，于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句话很容易地被应验了。但是她不得不找其他的理由搪塞，然后答应在下一个年度调薪时会考虑这些方面的因素，尽量帮她平衡上去。至于过去那段时间缺少的部分，公司一句没办法就搪塞完了，甚至还得以违反公司制度，不允许私下讨论薪资问题为由对她进行惩戒，如果是表现不好的员工，甚至予以开除。

对待辞职的员工，也是，有的人去劳动局跑一趟，好，乖乖地将社保和公积金给他们补上差额，然后骂一句“刺头”完事。没去的呢，当然不会主动给他们补偿一分钱，也不会说一句“好人”或者“好员工”啊。杜薇于是思考：作为底层劳动人民，到底是被一个大概率事后跟自己没多大交集的小团体冠个“刺头”换一笔收入好呢，还是将这笔收入视为污点乖乖忽视那些好意为我们设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好呢？

也许林木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杜薇能够很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心永远站在大自然和弱者一边，任谁也不能拉扯过去。

老板暗示了一遍又一遍，现在的年轻人就应该在工作上付诸全部的努力，白天的工作时间是远远不够的，晚上不工作干嘛呢？他认为下班后大家即使不工作也是在刷手机，那为什么不把时间花在有用的事情上呢。晚上也应该多自觉工作，才能收获更多的回报。

每当他这么说的时候，杜薇在心底冷笑，自己还一直嫌下班的时间不够用呢，尽管从来不刷手机。作为女人，我要照顾孩子，我喜欢看书和运动，我还喜欢尝试各个领域的学习，也爱唱歌，和家人一起外出散步，哪有那么多时间给你去委婉地监督让每个人晚上还挂在电脑上上班啊。

她很小心地表达出上述某些情况，但作为老板，总是故意忽略她说的。既然受劳动法制约无法强制要求晚上工作，他就故意不断加大杜薇的工作任务量。而杜薇也暗自不服输地较劲，宁愿白天将工作任务安排得更紧凑，宁愿中午不休息，也要保证自己到点就打卡下班，保证尽量晚上不用打开电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