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猪被逼急了，会掉头冲向猎人。假如你要的主权，与他们的自由不相容，他们将何去何从呢？他们会把你的主权甩在你的脸上！

——埃德蒙·柏克

在舰队街上，紧邻着《英国佬》编辑部的隔壁，存在着这样一个密不透风的小隔间。

四面没有窗户，也没有取暖用的壁炉，老旧的办公桌上只放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用于照明。

如果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的客人，多半会以为这里是用于堆放无用物品的杂物间。

而从这里的摆设来看，确实也很像是那么一回事。

到处都堆满了陈旧的书籍，角落处闲置着一座不知道从哪里淘换来的老钢琴，而在钢琴架的上面还撂了一把惠斯通乐器行出品的小提琴。

而在四面泛黄掉漆墙壁边挨个排列的，则是一座又一座落了灰的铁柜子。

柜子上挂着一把又一把的黄铜大锁，就好像这里面存放的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一样。

然而，就是这么一座让人提不起兴趣的房间，却是亚瑟在编辑部的专属办公室。

与此同时，这里也是黑斯廷斯警监钦定的伦敦警务情报局总联络处。

至于为什么是放在这种地方，那是因为在亚瑟看来，舰队街作为是伦敦新闻界的中心，对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消息都产生着虹吸效应。

而且，舰队街的消息通常是没有明确指向性的，这也就代表了他们的消息覆盖了不列颠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这，就是警务情报局最关心的，作为一家热心肠的政府机构，亚瑟领导下的警务情报局非常急切的想要深入了解不列颠民众们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当然，事情也分轻重缓急，亚瑟明显对那些来自位高权重大人物们的情报更关心。

他们永远想不到，自己批复同意建立的机构，有一天居然会监视到自己的头上来。

不过警务情报局的成立也不能完全说是议员们工作疏忽，毕竟他们在这方面远不如法兰西人有经验，甚至没能深刻理解法国大使塔列朗先生在上月奥尔马克俱乐部酒会上的一句玩笑话。

——刺刀确实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想要安心地依靠它可不容易。

当时，大伙儿还以为塔列朗说的是他的老东家拿破仑呢。

只有极少数人察觉到了在场部分人听到这句话后的表情微变化。

幸运的是，当时正在舞台上受邀演奏钢琴曲的一招鲜钢琴家黑斯廷斯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他清晰地记得，当时表情略微变化的几个人分别是：

从托利党转投辉格党的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子爵，

与帕麦斯顿有着相同经历的前首相、现任战争及殖民事务大臣戈德里奇子爵，

以及负责起草《议会改革法案》的两位阁下——皇家海军主计长罗素勋爵，首相格雷伯爵的女婿、掌玺大臣、有着‘激进杰克’之称的约翰·兰普顿爵士。

如果放在几年前，亚瑟怎么都不会把这四位阁下联想到一起，更不会认为他们四個会有什么共同利益。

早在1827年的时候，托利党便因为《天主教解放法案》分裂为四个阵营。

最为激进的坎宁派主张通过法案，甚至不惜调转枪头与辉格党联合。

以戈德里奇子爵的温和派因为与坎宁爵士交情甚好，所以也则表态愿意支持改革。

而威灵顿公爵和皮尔爵士带领的保守派反对通过法案。

至于克罗克爵士和艾尔登伯爵为首的极端派则反对一切自由化改革。

然而，当坎宁爵士在首相任期内去世，戈德里奇子爵组阁又屡屡失败，最终国王任命保守派代表威灵顿公爵上台组阁。

只不过，威灵顿公爵上台后，后面事态的发展简直画风突变。

在经过深思熟虑，威灵顿公爵决定说服本派人马改变立场，并按着党内极端派和国王的脑袋强行通过了《天主教解放法案》。

可这不止没能弥合托利党内部的分裂，反而使得极端派与托利党离心离德，而先前一直支持天主教解放的温和派和坎宁派居然也在戈德里奇子爵的带领下投入了辉格党的怀抱。

对此，戈德里奇子爵个人的说法是，他支持天主教解放，但与此同时，他也是议会改革的忠实拥趸，所以他才对威灵顿一直躺在宗教解放的功劳簿上睡大觉表示不满。

不过话虽是这么说，但是在亚瑟看来，戈德里奇子爵的话是说一半藏一半。

戈德里奇在首相位置上只坐了144天就被威灵顿公爵取代，要不是前任首相坎宁爵士刚当了100天首相就病逝了，戈德里奇子爵险些就成了不列颠最速之男。

这肯定会令他感到一些不满。

至于帕麦斯顿子爵，他的情况就更简单了。

他在威灵顿公爵的手下不会得到半点机会，因为他是坎宁爵士亲手提拔起来的人，早年间他在议会中基本上也是在充当坎宁的发声筒，而威灵顿公爵对坎宁爵士的厌恶几乎是人尽皆知的。

所以，当帕麦斯顿敏锐的察觉到威灵顿内阁大势已去时，他便果断的投向了格雷伯爵的怀抱。甚至在临退党前，还不忘争取一波国教徒的支持，他声称自己退出托利党的原因是由于感到国教的神圣地位遭到了威胁。

说完了托利党的两位阁下，接下来便轮到辉格党的两位激进派。

罗素勋爵来自光荣的贝德福德公爵家族，而且他的性格几乎也和他的那些老祖宗是一脉相承的。

就连勋爵阁下家里的女仆都会在私下里揶揄说：“罗素一家都是些非常古怪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