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五日，我和我的小伙子们便装混入了送葬的队伍中，果不其然，我得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消息，并及时将这些消息传递了回去。而在一众坏消息当中，最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得知正统王朝派并未参与，这次只是共和分子与波拿巴分子紧密地联合在了一起。

共和分子能和波拿巴分子走在一起，呵！这是多么奇怪的一件事。

他们好像认为：拿破仑的名字就代表了民主和自由，而这民主和自由的信号就是从拿破仑的流放地圣赫勒拿岛发出的。

我跟着他们到了葬礼的现场，看到一个骑着马的黑衣人举着红旗出现在广场上，这时候我就意识到了情况不妙。果不其然，人群开始高呼起了山呼海啸般的“共和万岁”口号。

我当即给小伙子们使了个眼色，要求他们立马跟我返回警察厅总部。

但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这场骚乱会在短时间里立刻升级为造反夺权。

6月5日晚间，整个巴黎的街头巷尾都布满了街垒，所有人都武装了起来。晚上8点左右，城市主干道路上的路障也都被架设好。

那帮起义者拿着各式各样的枪支，猛烈的朝我们开火。我凭借着对巴黎街道网的了如指掌，带着小伙子们在老城区打了几个街垒一个猝不及防，将一些武装分子与高举煽动标语旗帜的造反派全都逮捕羁押。

哼！不是我吹牛，整个巴黎的地图，每一条暗道、小巷都刻在我弗朗索瓦·维多克的心上。

不过说实话，巴黎这糟糕透顶的街道是应该找个机会改造改造，大部分街道都很狭窄，只需要用石块和木桩堆起路障，只需要七八个枪法好的人就可以轻而易举的阻挡大约一个连的兵力前进。

谁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强冲街垒是送死，士兵不愿意白白上去送命，就让国民自卫军里的市民志愿者顶上，但没有人是傻子，这些志愿者同样不愿意当炮灰去堵抢眼儿。

整个城市的情况非常复杂，我看见有些孤立无援的岗哨在迟迟得不到支援的情况下只能向起义者缴械投降。

我在路上还遇到了我的老朋友——塞纳河区的最高行政长官邦迪伯爵，他当时正和几个仆人被起义军撵的到处乱跑，对他而言，前往市政厅办公室的路途实在是太遥远了。

不过，万幸的是，这时候正好有一辆出租马车路过，我一把将他推进了车厢，还派了瓦库尔负责保护他的安全。虽然瓦库尔在去年的伦敦行动中表现不佳，但这一次他很好的完成了任务，没有辜负我对他的期望，嗯……或许我应该考虑替他申请嘉奖。

我带着剩下的小伙子们一路杀回总部，刚刚进门便撞上了日索凯厅长。

看得出来，他有点慌了。

他虽然一直不承认那些政治评论家预言路易·菲利普王朝必定垮台的言论，但巴黎当下四处冒烟的景象也由不得他不承认了。

他打算去杜伊勒里宫与总理以及内阁商量对策，但又颇为担心街道上步枪的火光。我知道，我表现的机会来了。

我护送着他，一路上亲自打头侦查、探路。在经过一个政府军岗哨时，士兵们非要察看厅长的身份证件，否则说什么也不放行。不过他们认出了我，看在五十法郎和我响亮名头的份上，他们最终还是放行了。

我们刚刚抵达杜伊勒里宫，便得知国王陛下路易·菲利普在得知了巴黎的局势后，已经带着王后和阿德莱德公主从贡比涅城堡紧急赶回了巴黎。如果不是因为这次起义，他本应该在贡比涅接待到访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的。

虽然国王陛下看起来很可悲，一点国王的霸气都没有，但我还是得为他亲自策马从讷伊赶回一线指挥首都行动的行为鼓掌，这起码说明了他身为国王的担当。

我很高兴自己年轻时曾经与国王在同一支部队当过战友，而且即便过了这么多年，他并没有由于安逸的生活与崇高的地位丢失直面困难的勇气。

罗博元帅在杜伊勒里宫接待了我们，并向大巴黎警察厅下达了明确而又有力的指示。

但是，在我们往返宫廷与警察厅总部的这1个小时里，我们位于耶路撒冷路的总部遭到了起义者的一次袭击。不过，好在我们的留守警员守住了阵地。

我还来不及喘口气，便又带着人从西岱岛绕到了塞纳河右岸。据我所知，骚动中心就在圣梅里区，这里的街道很狭窄，只能单人通过，所以骑兵们在这里伤亡很大。

在我抵达这里的时候，发现有一些造反者已经在喝酒狂欢庆祝了，街头巷尾到处都是醉汉。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他们当中还是有一部分人在守卫街垒的。

我和我的小伙子们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浑身上下都破破烂烂脏兮兮的，但起义队伍里还是有个眼尖的把我给认出来了。霎时间，步枪一齐对准了我们。

上帝啊！我当时真是魂都吓出来了！

我听见子弹飕飕的从我们的头顶飞过，头皮都凉冰冰的。

我们就像是过街耗子一样人人喊打，我带着小伙子们落荒而逃。我们狼狈的回到了总部，向厅长要求提升我们的火力配置，我向他保证，只要能把我的保安部全部武装起来，我很快就能平息暴乱。

但日索凯显然不太相信我，因为前不久就连大巴黎警察厅总部都被那帮造反派给包围了呢。我见他不愿给我批枪和子弹，只能带着我的弟兄们返回保安部。

这一路上，我们乔装打扮了一番，紧跟在那些起义者的身后，有时候还加入到他们的进攻当中，因为我发现政府军就驻扎在保安部的大楼外面，这让我怀疑军队那帮家伙是不是别有用心。毕竟在巴黎，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信的，防人之心不可无嘛。

整个后半夜，起义者里的狙击手漫无目标的朝着保安部的圣拉沙佩勒大院里放枪，但是他什么也没打着，因为我可不会傻傻的站在那里给他当靶子。

我整个晚上几乎都在附近巡游，到了白天，大巴黎警察厅上上下下也没什么好日子过。整个西岱岛已经被起义队伍打造成了森严的堡垒，进攻一触即发。

情报交到了市政厅，然而却没有任何回复。我又主动请缨，去市政厅拿回了邦迪伯爵的报告，感谢上帝，幸好我昨天把他塞进了出租马车里。

当我往回赶的时候，路过沙滩广场，发现政府军正和起义队伍打的热闹，但我还是机灵的穿过硝烟安全返回了。

在经过一晚上以后，西岱岛那些老实的、胆小的居民不论愿意还是不愿意，都不得不响应那些犯罪分子的号召，加入他们的起义队伍。

而军队，显然不能指望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控制住西岱岛的局势。所以，我再次请命，要求由我的保安部出面打头阵。

厅长在犹豫了一会儿后，终于决定打出我这张王牌。

在得到批准后，我立刻开始动员志愿者，保安部全体警员闻风而动，聚集在我的旗帜之下。这帮小伙子们非常英勇，他们明确表示，我指挥到哪，他们就冲锋到哪。

他们的宣誓声甚至惊动了正在保安部大院里休息的那些士兵和马匹，有八个壮实的骑兵也冲了过来，要求加入我的麾下。

而这时候的西岱岛，角角落落的乌合之众们简直是一齐出笼了：小偷、懒汉、流氓、卖淫女、坐过牢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这个地区好像全是这种吃白食的废物，他们的人数远超那些共和派和波拿巴派的政治党徒。

这些人抱成一团，紧紧环绕在一个名叫爱德华·哥伦布特的前海军炮长指挥之下。

呵！也许有些人很害怕这种环境，但我不一样。我天生就适合这种天下大乱的环境，危险是最适合我的气候。只有在这种危急关头，我才能真正找回自我。

我出发了，带着我的28人突击队，直取哥伦布特和他那些小喽啰们的项上人头。

我们在犹太街和白灵街的路口找到了这小子，当时他正指挥手下布置路障。我假装是路过的群众，和善的和他聊了几句，然后趁他不注意，一脚踹在他的隐私部位，将他掀翻在地，对他实施了抓捕。

突击队友们见状，也纷纷一拥而上，当场就把那群喽啰给全部制服了。

几分钟前，这帮人渣还和士兵们较量的起劲，但他们没想到，转眼之间，对手就换成了便衣警察，他们如坠冰窟。

桥头有15个恶棍占据了一个哨所，他们见我叼着烟斗只身走来，立马吓得六神无主。我只是冲他们喊了一句：“我是弗朗索瓦·维多克，你们还不投降？”

他们便吓得四散而逃，抱团鼠窜，嘴里还大声嚷嚷着：“快跑啊！老大来了，维多克带人来了！”

解决掉了哥伦布特这个领头的，剩下的事情就容易多了，我们很快就攻占了五个街垒，并将它们移交给了政府军和国民自卫军，他们进入西岱岛的道路终于畅通了。

但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这帮混蛋干不好镇压，眼神还他妈不好。有一伙士兵误以为我是暴民，朝我打了一轮齐射。但是万幸，他们并不像拿破仑时期的军人那么训练有素，所以一发子弹也没有打中。

西岱岛的危机就这么解除了，我很高兴在这样的时刻，我为这个国家做了点什么。但，我也很遗憾，因为我听说，在大陆城区，圣梅里大教堂目睹了一场大屠戮，莱代将军的士兵在清除那些重要路障的过程中，见人就杀。无论男女老幼。

我认为我的行为应当值得一份表扬，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我始终认为，共和党人的报纸《论坛报》在评价我的时候，用语或许太不客气了。

——伟大的起义运动为何以失败告终？造反为什么不能成功？这是因为政府玩弄权术，警方毒辣阴险。但其中最根本的，还是起义旗帜上的背信弃义。它对一些人来说，是丑恶的象征，对于另一些人或许是荒唐之物。臭名昭著的维多克和他那帮匪徒之所以处变不惊、力保王座，就是因为他们在那场风暴中，不是挂着人民的旗帜航行。共和党人怎么也不愿相信，维多克竟然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扮演了决定性作用。每每想起路易·菲利普能够重返杜伊勒里宫，是因为维多克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妖魔警察的支撑，他们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闹心的了。

呵！这帮共和主义者，他们不大计较身穿戎装的军人对他们举起屠刀，但却总是对我这样的便衣警察斤斤计较。我搞不明白，蹲监狱固然不好受，但我让你们活着难道不好吗？

虽然在监狱里的不少人最终会被判死刑，但那难道不是伱们这帮共和派的领袖们，拉法耶特他们这些大人物的错吗？他为什么不替你们辩护呢？当你们闹腾的时候，拉法耶特他们在干什么呢？

据我所知，他好像坐车离开巴黎了。

弗朗索瓦·维多克，1832年7月25日，于巴黎。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