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要批评指点四周风景，首先要爬上屋顶。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哥廷根大学的会客室中，从伦敦远道而来的皇家学会研究者们围在一张圆桌边比邻而坐。

他们每个人都手捧一份由亚瑟翻译的英文版《电流的计算》，会客室中时不时就会响起几声沙沙的翻动书页的声音。

或许对于那些初学者来说，《电流的计算》足够他们细细看上一天，但是对于这些电磁学研究者而言，少则半小时、多则一小时，他们就能领会欧姆在书中想要表达的核心观点。

很快，就有学者放下了书，但是却没有人率先发言，他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似乎都打算先听听别人的看法。

但这么一直僵持下去显然不是个事儿，在沉默了好一会儿之后，终于有人率先开口：“我对电磁学钻研的不算特别深入，但是仅就数学表达式而言，虽然欧姆先生的证明过程写的比较凌乱，乍看上去让人感觉云里雾里，但方向和结果都是对的。”

众人都抬头看向了声音的源头，说话的是代表了剑桥大学数学研究最高水平的卢卡斯数学教席查尔斯·巴贝奇先生。

虽然名义上哥廷根大学召开的是全欧电磁学大会，但是在早期研究当中各学科常有交叉，研究者们通常也都横跨多个领域。或者换句话说，这年头只专精于某个单一领域的研究者反倒是珍奇物种。因此，这次会议里还有不少并不以电磁学研究见长的学者也纷纷应邀参会。

比如本次哥廷根电磁学大会的学术委员会主席高斯先生，虽然他在欧洲的名声一多半都是靠着数学赢得的，但实际上他本人对数学兴趣不大，他钻研数学纯粹只是为了替他感兴趣的天文学、电磁学和地理测绘学提供研究工具。

在巴贝奇之后，与他关系亲密的伍尔维奇皇家军事学院助理教授彼得·巴洛也开口附和道：“我也认为数学计算上没有问题，现在唯一的问题在于，书中给出的实验数据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过要验证这一点并不困难，我们今天就可以在哥廷根大学的实验室里进行实验复现。”

而坐在巴洛身边的东印度公司军事学院教授威廉·斯特金更是忍不住开口道：“之前哥廷根的韦伯说德意志学界就因为这本书便对欧姆大加抨击？如果仅仅只是学术观点不同，犯得着用上‘骗子’‘鞋匠儿子’这样的词汇吗？再说了，鞋匠的儿子有什么值得耻辱的吗？我也是鞋匠的儿子！”

斯特金的这番话刚说完，立刻引起了研究者们的点头认同。

如果今天在会客室里的客人不是来自皇家学会的，那斯特金的这番话估计还不会引起那么多人的共鸣。因为相较于欧洲其他三大学术机构，19世纪皇家学会电磁学部的成员构成明显与法国科学院、柏林科学院以及罗马科学院大不相同。

作为一个新兴学科，皇家学会的电磁学部几乎全部由实验物理学家构成，而所谓的实验物理学家，顾名思义，他们更强调动手。因此，在场的研究者多半曾经当过技工或者工程师。而从事这样的职业，也就注定了他们的家庭出身不会太好。

因为英国富裕阶层的孩子，长大以后大多会去做律师、法官、军官抑或是牧师。就算他们从事研究工作，侧重的也是理论方向。

刚刚发言的几位研究者就很好的说明了皇家学会当中的这一趋势。

主要从事数学研究的巴贝奇出生于一个富裕的银行家家庭，大学念的是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与查尔斯·达尔文是同校同学院的前后辈关系。

而威廉·斯特金，这位正如他说的那样，是鞋匠的儿子，从小就在父亲的鞋铺帮忙，成年后便加入了军队服役，并在那里自学了数学和物理学，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枚电磁铁。

至于彼得·巴洛，这位更是一位传奇式的励志人物，同样是贫困家庭出身，后来进入皇家海军服役，并在船上自学成才，退伍后获聘伍尔维奇皇家军事学院数学助理教授，光是以他名字命名的新发明就包括了《巴洛数学表》、巴洛轮和巴洛透镜。

1823年时，巴洛还凭借纠正船用罗盘因船体铁材造成的误差而荣获英国最高科学荣誉——科普利奖章。

而在这群人当中，名气最大的迈克尔·法拉第，那更是不用多说，法拉第向来以铁匠儿子的平民身份为荣，甚至为此拒绝了国王威廉四世的爵位册封。

因此，当听完了韦伯介绍的前因后果，阅读了欧姆的《电流的计算》后，皇家学会的实验物理学家们理所当然的就会觉得：这是德意志科学界在联起手来霸凌欧姆。

不过这倒不能怪罪他们联想太多，而是类似的情况在欧洲科学界屡见不鲜。虽然相较于政治，自然哲学界的争斗还到不了你死我活的程度，但是里面的龌龊事却依然不少。

别的不提，法拉第早年的时候不就被人诬陷过学术造假、剽窃成果吗？

没有人比他更能体会欧姆此时心里是个怎样的感受了。

皇家学会的研究者们各个义愤填膺，而这也是亚瑟想要看到的效果。

为什么他会先把欧姆的论文拿到皇家学会这头，而不是拿给法兰西科学院或是柏林科学院？

正是因为这边泥腿子出身的实验物理学家比较多。

而在巴黎和柏林，虽然同样是研究电磁学，但是那边更侧重于理论研究，而且大多是中等阶层以上出身的，所以真的很难让那群家伙对欧姆的故事感同身受。

而且，在招待各国科学院代表团的过程中，还得小心的将他们分门别类。如果你不了解他们之间的恩怨情仇，很容易出现讨好这个得罪那个的情况。

仅就法拉第一人而言，虽然法拉第的人品无可指摘，但是由于法拉第的导师汉弗里·戴维爵士早年间应拿破仑邀请访问巴黎时曾经得罪了不少人，所以法兰西科学院里直到现在都有一些人对法拉第取得的成就颇有微词。

当戴维造访巴黎时，受到了巴黎科学界的热烈欢迎。某天早上安培带着两位法国化学家来拜访戴维，他们还随手带来了一种紫黑色的晶体作为礼品。这东西是两年前法国化学家库尔图瓦在提炼海藻时意外得到的一种物质。

虽然库尔图瓦和盖-吕萨克等人研究了两年，但是一直弄不清楚这东西的成分到底是什么。

戴维得到了这样的宝贝，于是便立马着手与小学徒法拉第一起研究起了这个神秘物质，没过几天，戴维就弄清楚了，这种神秘紫色晶体冒出来的紫色气体，就是它自身的蒸气。它有氯气的性质，并不是因为它含有氯，而是因为它自身也是一种元素，而且这种新元素和氯是属于同一类的。

之后，戴维又使用了电解的办法，最终确定了它不是一种化合物，而是一种单质。戴维得到这个结论后一分钟也没有耽搁。

因为作为一个自然哲学界的老油条，戴维知道必须抢先宣布自己的发现，有时候一分钟的延误，就会使你永远失去成为不朽人物的机会。

戴维立马给巴黎科学院的居维叶写了一封信，宣布了自己的观点。

当天下午，这封信就在巴黎科学院宣读了。

接着，戴维又把自己的实验结果写成一篇详尽的报告，寄回了皇家学会，报告上所署的日期是1 813年12月10日，也就是用电解的办法最后鉴定碘是单质的前一天。为了拿下这个荣誉，戴维狡猾的把报告日期提前了一天。

没过多久，这个消息就在巴黎传开了，戴维爵士发现了一种新元素碘。

这件事理所应当的激怒了他的法国同行。

因为碘是法国人提炼出来的，法国人对它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发现碘的荣誉理应属于法国。

其中最为恼怒的莫过于盖-吕萨克了，这位法国大化学家做了大量工作，眼瞅着自己就要成功，却突然听人宣布碘已经发现了，而发现者就是他们的贵宾戴维爵士。

为此，盖-吕萨克气的破口大骂道：“这个人只做了百分之一的工作，然而却要求享有百分之百的荣誉！”

就因为戴维的这个破事，连累着法拉第也被法国人记恨了好久。如果不是后来戴维又因为嫉妒自己的学生法拉第，对他做了些不体面的事情，盖-吕萨克等人估计直到现在还把法拉第认定为戴维的‘帮凶’。

而除了法国科学院与皇家学会的争斗以外，柏林科学院与皇家学会在某些领域的斗争同样堪称白热化。

而德意志人与英国人之间的仇怨，如果追溯起来，其实也非常好理解。这主要是围绕柏林科学院首任院长莱布尼茨和皇家学会第三任会长艾萨克·牛顿爵士展开的。

光是为了争夺微积分的发现权，两边就打了几十年的口水仗，而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斗中，法国人则毅然决然的站在了他们的德国盟友那边以对抗霸道的英国佬。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法兰西与德意志科学界的关系有多好。

在化学中的“燃素说”与“氧气说”之争中，德意志的斯塔尔与法兰西的拉瓦锡正面对垒、大打出手。这场战斗中，先是德意志人占据优势，随后法兰西反夺主动，而不列颠则在左右摇摆后最终站到了法国那一头。

法拉第听到同伴们的争议后，并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而是合上书本站起身，向着身边的威廉·韦伯询问道：“韦伯先生，请问欧姆先生现在正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