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朝、汉朝、晋朝时代，国家的文化和技术完全掌控在国家统治阶级的手里，只有王族、贵族和士族才能学习文化和技术，普通老百姓不能写字，不能学习国家典籍、文献和著作，也不能学习和研究技术，否则以窃国谋反问斩。因此，一般外国人在中国只能学到当时中国人的普通生活方式，他们要学到社会上层的生活方式都不可能，更不用说中国的文化和技术了。

只有在五胡十六国及南北朝时代，由于社会动乱，朝廷崩溃，国家朝廷的天文台、图书馆、文献馆、档案馆和工艺馆等才会被迫开放，被随意阅读和拿走！掌握这些文化和技术的中国本土的思想家、学者、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和工匠才会逃离国家，投靠境外势力。

如果中国的书籍和专业人才没有进入中亚、中东和欧洲，那些地区到今天仍然是一遍黑暗！为什么这样讲？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打一个比方，现在有人要给非洲一个与世隔绝的非洲土著人传播中国的生活方式、文化和技术。他要怎么做？可想而知，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要完成这项工作，第一，他必须教他们汉语，汉语是学习中国文化方式、文化和技术的重要工具，但是学习一门语言非常困难，这个世界有很多人并不会说话，他们只会叫喊或者哭闹，如果他们不能很快学会汉语，这项工作就此结束；第二，向他们鼓吹和灌输中国的生活方式比他们那种摘野果吃、追杀动物、住窝棚的生活方式要美好得多，当时如果他们不相信你的鼓吹，文化输出工作又要结束了！第三，他们都是学会汉语，接受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后，非洲兄弟要开始学习中国的文化和技术了，但是如果他们不掌握中国思想、文化和技术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工艺，他们如何掌握这些复杂而高深精神粮食，因此思想家、学者、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和工匠必须登场，建立大量的学堂和研究所开始教育他们，通过老师与学习手把手的耐心教育方式，使他们一步一步、循次渐进地成长起来。只有顺利走完这三步，中国文化才能勉强传播给这些非洲土著！

我们可以想象，在远古时代文化传播是极其艰难的工作，谁也不会无缘无故去做这样的事情，只有巨大利益诱惑，以及生死攸关的原因，才会导致文化和技术传播。

五胡十六国及南北朝时代，由于外族人已经看到了秦朝、汉朝及晋朝时期中国社会和经济的繁荣，人民的富裕和体面生活，因此外族有学习中国和中国人学习觉悟和动力，而国家动荡，朝廷崩溃，国家典籍和文献等散落民间，思想家、学者、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和工匠等国家人才流离失所，渴望寻找新主人接纳，给他们工作机会及生活保证。如此才使捷足先登的氐族、匈奴族、鲜卑族等民族精英和势力，趁着社会混乱，收罗中国的文化典籍、文献和书籍，以及思想家、学者、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和工匠等国家人才等逃亡今新疆、西亚、中东和欧洲等西方，发展他们的民族事业和国家，而中国的语言、文字、典籍、文化和技术就这样进入西方世界。

普通历史知识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由于受到中国王朝的打击，因此匈奴、氐族、丁零等民族的西迁是被迫的，他们迁徙就是一群被汉军打得落荒而逃、狼狈不堪的北方游牧民族和难民逃去西方避难。其实，这些民族的西迁，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民族迁徙。

秦国和秦朝与这些民族和平共处了600多年，秦人与他们战争都是边境小规模冲突；在汉朝进400年的历史中，汉人与他们战争虽然被描写得比较猛烈，但是汉朝并没有消灭他们的能力和决心，这些民族根本仍然非常牢固强大。因此，这些民族西迁后，他们仍然将民族的大本营和根据地留在中国西北和北方周边，并通过他们设立在中国周边的大本营和根据地不断从中国母体上吸收经济、文化和技术等方面养分。

因为，西方世界本土文化和宗教才开始萌发，西方世界开始摆脱原始部落社会，逐步走向城邦和国家社会。

当然，世界的文化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在五胡十六国及南北朝时代由于欧亚大陆整体处于动荡之中，各地人民生活困苦艰难，为了寻求精神安慰，佛教在西域、东南亚和中国地区兴起。北传佛教即大乘佛教（一种改良过的西域佛教，宣扬普度众生），从西域进入中国北方地区，得到民众广泛信仰，这个阶段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等大型佛像群石窟开始兴建。南川佛教（为原始佛教和小乘佛教，讲究自修自渡，顿悟成佛）从东南亚经过广州、泉州等口岸传入中国南方，梁武帝萧衍修行佛道就是南川佛教，南传佛教也称浮屠教、波罗浮屠教，波罗、浮屠都是对佛的称呼。现在潮汕地区人民仍然称呼佛为“波罗”；广东惠州市博罗县有中国著名的佛寺——礼佛禅寺，禅宗是南传佛教的重要流派，禅宗是南朝梁武帝时期，由从东南亚来中国的达摩祖师亲自传授，而流行于中国。

总之，佛教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