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女性，章德宁和王安忆实在是没办法不去喜欢戴凤莲这样一个女性角色。

或者在《红高粱》这篇里，她们看到了女性对于自身性别的超越。

虽然还有着一定的狭隘。

譬如戴凤莲最引以为傲的，还是她6岁就被缠上的一双小脚。

这也说明，意识形态的觉醒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同期发出这么多篇文学评论，看来《人民文学》很重视《红高粱》这部啊。”章德宁说。

1982年第6期的《人民文学》上，当期不仅刊载了《红高粱》的，还有整整三篇《红高粱》的评论文章。

且，作者都是文学评论界的评论大家。

像是文学批评家李陀《感觉和创造性想象——关于中篇“红高粱”》：

“.

《红高粱》写得美而大气，从语言艺术的角度看更是不同凡响。

《红高粱》视角下的抗日战争，突破了之前几十年间以八路军、新四军和民兵游击队等为主角的主流抗日战争叙述模式。

江弦选择了一群不曾被注意的边缘人土匪为的主角。

他们自发地跟日本鬼子进行殊死搏斗，而他们自己的生活，则是敢爱敢恨，嫉恶如仇，充满着一种《水浒传》以来的民间野性传统。”

可不就是如李陀所说。

余占鳌是混不吝的性子，因为喜欢九儿，就杀掉了单家父子，这样一个土匪似得人物，又在日本人来了的时候，扛起枪杆子组织抗日。

这样的人可不就在我们这片土地上，而且是一直被忽略的视角。

名声大一点的，譬如山西的那位山大王.

除了李陀，《人民文学》还刊发了阎纲同志，以及他们《京城文学》主编王濛的文学评论。

王濛在评论文章当中高度评价了《红高粱》这篇，他说：

“江弦一开笔就是一场大雾。

从《红高粱》这部中，我看到了江弦叙事一种令人恐惧的发酵能力。

阅读过后，我获得某种艺术满足，就像喝了中写到的高粱酒，而且喝得很酣畅。”

《人民文学》每期不到20万字的篇幅，这一期的三分之二的内容，几乎都是《红高粱》这篇以及对其的探讨和评价。

章德宁和王安忆作为编辑，自然明白，这样重量级的阵仗，说明《人民文学》内部有多么重视这样一篇《红高粱》。

而在她们看来，《红高粱》本身的质量，也确实值得《人民文学》不遗余力的为其助势。

“安忆，你那篇寻根文学作品写的怎么样了？”章德宁想起不久前王安忆也在构思的一篇“寻根”文学作品，跟她打听起来。

王安忆面色一窘，咕哝着说，“还在写着。”

此刻她一想起不久前自己对那篇《小鲍庄》的洋洋得意，就觉得脸有些发烫。

同为“寻根”，同为乡土气息浓厚的题材。

江弦交出的答卷太过完美，以至于王安忆如今觉得自己所写的每一个字都看起来那么可笑。

再想到不久之前，她还自信满满的认为自己在寻根文学领域的造诣和领悟，足以追赶上江弦的步伐，能够做他的对手。

看过《红高粱》以后，王安忆就像被泼了一盆冷水，醒悟过来。

她哪算得上是江弦的对手？

对手是那种一会前，一会后，你追我赶的那种。

她和他是那种，江弦库库往前，她连他影子都追不着，越甩越远。

这是对手？

王安忆是真的有点沮丧。

这会儿但凡是文化界有了解的人，在评判文学创作成绩，恐怕都不会将她这个江弦的同龄人和他放在一起比较，因为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

真要比一下，只能找个不了解文学的人来做裁判。

因为王安忆好像就长的显得还比较厉害。

跟江弦俩人往那一站，冷不丁给人感觉她才是《红高粱》的作者。

“你也不用太妄自菲薄。”

章德宁看出王安忆的自闭，开口劝慰：“踏踏实实写伱自己的东西就好，不用受别人的影响，《红高粱》虽然精彩，但那毕竟是江弦写的。”

章德宁的意思很明显，她很担心王安忆在被《红高粱》震撼到以后，放弃自己原有的风格，转而追求酷似江弦的文字和句子。

在她看来，江弦那种惊世而出的叙述方式，是不可模仿也没办法模仿的。

如果王安忆追求那样的东西，按照江弦的方式写，那她将永远都只是江弦门下的一个小喽，永远没办法实现突破。

章德宁的提醒非常及时，王安忆很快醒悟过来。

是啊，那毕竟是江弦啊。

他的语言是很多人公认为艺术的水准。

她又何苦一定要将他视作目标？一定妄图着对他实现超越呢？

想通这一点，王安忆苦笑一声，终于觉得心中顺畅许多。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章德宁和王安忆都很关注《红高粱》这篇在读者以及文化界内引起的反响。

而阐述江弦必定在社会上受到欢迎并引起极大的轰动的“江弦现象”，也一如往常的被验证。

《红高粱》横空出世以后，《当代作家评论》这部在全国影响力巨大的文学评论类双月刊，于1982年第3期上一次性推出四篇评论江弦作品的文章，并全都是对《红高粱》这篇进行专论。

评论家雷达《历史的灵魂与灵魂的历史——论“红高粱”的艺术独创性》：

“惊异于作者江弦想象力的奇诡丰赡，他笔下战栗着、战叫着的半个世纪前的中华儿女，不仅是活脱脱的生灵，而且是不灭的魂灵。”

李清泉《赞赏与不赞赏都说——关于“红高粱”的话》：

“我觉得《红高粱》是强悍的民风和凛然的民族正气的混声合唱，驰名的《黄河大合唱》的某些部分，可以和《红高粱》的某些部分在听觉和视觉上相互参照和相互辉映。”

季红真《忧郁的土地，不屈的精魂——“红高粱”》：

“凸显了民间抗日力量的勃兴，作品中的人物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气节和民族精神，这在如今正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中格外抢眼。”

作家从维熙《“五老峰”下荡轻舟——读“红高粱”有感》：

“在老题材下开拓出新意”，是革命历史战争题材下“忽而荡出一叶小舟”的潇洒之作。

“五老峰”就是编者按中提到过的革命历史战争题材“五老峰”：老题材、老故事、老典型、老主题、老手法。

从维熙一句“五老峰下荡轻舟”，将《红高粱》这部在当今时代的文学意义勾勒了个完全。

《红高粱》掀动满城风雨，江弦却和朱琳，以及《车水马龙》的剧组，一起坐上前往SX省首府的火车。

中国电影家协会将在SX省首府XA市隆重举行1982年“金鸡奖”、“百花奖”的授奖活动。

“你说我这一年真够忙的。”

踏上黄土地的江弦哭笑不得，“不到半年时间，我又是往西南跑，又是往东北跑，现在这又来了大西北。”

朱琳一想，可不就是如江弦所说的一样，“到处看一看，对你的创作也是好的。”

江弦也觉得有道理。

他是得多去看看，多长长见识，不然万一哪天写个阿勒泰，别人说你都没去过阿勒泰，你怎么写的阿勒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