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诚”之离“明”，而“明”之离“诚”也。“诚”者，心之独用也；“明”者，心依耳目之灵而生者也。夫抑奚必废闻见而孤恃其心乎？而要必慎于所从。立心以为体，而耳目从心，则闻见之知，皆诚理之著矣。

心不为之君，而下从乎耳目，则天下苟有其象，古今苟有其言，理不相当，道不自信，而亦捷给以知见之利。故人之欲“诚”者不能即“诚”，而欲“明”者则辄报之以“明”也。报以其实而“实明”生，报之以浮而“浮明”生。浮以求“明”而报以实者，未之有也。

“浮明”者，道之大贼也。其丽于“文”，则亦集形声以炫其荣华也；其丽于“思”，则亦穷纤曲以测夫幽隐也。以言乎“恭”，则亦辨贞淫于末节以致戒也；以言乎“让”，则亦揣物情之逆顺以弗侮也。

恍惚之间，若有见焉；宵寂之中，若有间焉；介然之几，若有觉焉。高而亢之，登于九天；下而沈之，入于九渊；言之而不穷，引之而愈出。乃以奡岸于世曰“予既已知之矣”，而于道之诚然者，相似以相离，相离以相毁。

扬雄、关朗、王弼、何晏、韩愈、苏轼之徒，日猖狂于天下；而张子韶、陆子静、王伯安窃浮屠之邪见，以乱圣学。为其徒者，弗妨以其耽酒嗜色，渔利赖宠之身，荡闲蔑耻，而自矜妙悟焉。

呜呼！求“明”之害，尤烈于不“明”，亦至此哉！

夫圣人之“明”则以“钦”为之本也。“钦”之所存而“明”生，“诚则明”也，“明”之所照而必“钦”，“明则诚”也。

“诚”者实也：实有天命而不敢不畏，实有民彝而不敢不祇；无恶者，实有其善，不敢不存也；至善者，不见有恶，不敢不慎也。收视听，正肢体，谨言语，慎动作，整齐寅畏，而皆有天则存焉。则理随事著，而“明”无以加，“文、思、恭、让”，无有不“安”也。

而尹和靖曰“其心收敛，不容一物”，非我所敢知矣。

“钦”之为言，非徒敬之谓也，实有所奉至重而不敢亵越之谓也。今曰“不容”，“不容”者何物乎？

天之风霆雨露亦物也，地之山陵原隰亦物也，则其为阴阳、为柔刚者皆物也。物之飞潜动植亦物也，民之厚生利用亦物也，则其为得失、为善恶者皆物也。

凡民之父子兄弟亦物也，往圣之嘉言懿行亦物也，则其为仁义礼乐者皆物也。若是者，帝尧方日乾夕惕以祇承之，念兹在兹而不释于心，然后所“钦”者条理无违，而大明终始，道以显，德行以神。曾是之不容，则岂非浮屠之“实相真如，一切皆空”，而“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亦其所不恤矣。无已，其以声色臭味，增长人欲者为物乎？

而又岂可屏绝而一无所容乎？食色者，礼之所丽也；利者，民之依也。辨之于毫厘而使当其则者，德之凝也，治之实也。自天生之而皆“诚”，自人成之而不敢不“明”。

故以知帝尧以上圣之聪明，而日取百物之情理，如奉严师，如事天祖，以文其“文”，思其“思”，恭其“恭”，让其“让”，成“盛德”，建“大业”焉。心无非物也，物无非心也。故其圣也，如天之无不覆帱，而“俊德”、“九族”〔四门〕、“百姓”、“黎民”、“草木鸟兽”，咸受化焉。

圣人之学，圣人之虑，归于一“钦”，而“钦”之为实，备万物于一己而已矣。其可诬哉！其可诬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