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有山，而我未至越，不可谓越无山，则不可谓我之至越者为越之山也。惟吾心之能起为天下之所起，惟吾心之能止为天下之所止，即以是凝之为区宇，而守之为依据，“三界惟心”而“心”即“界”、“万法惟识”而“识”即“法”。呜呼！孰谓儒者而有此哉！

夫粟所以饱，帛所以暖，礼所以履，乐所以乐，政所以正，刑所以侀，民碞之可畏实有其情，小民之所依诚有其事。不以此为“所”，而以吾心勤敬之几、变动不居、因时而措者谓之“所”焉，吾不知其以敬以无逸者，将拒物而空有其“所”乎？抑执一以废百而为之“所”也？

执一以废百，拒物而自立其区宇，其勤也墨氏之胼胝也，其敬也庄氏之心齐也。又其下流，则恃己以忘民碞之险阻，而谓“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如王安石之以乱宋者矣；堕民依之坊表，而谓“五帝不可师，三王不足法”，如李斯之以亡秦者矣。下流之敝，可胜道乎！

如其拒物而空之，则别立一心以治心，如释氏“心王”、“心所”之说，归于莽荡，固莫如叛君父，芟须发，以自居于“意生身”之界，而诧于人曰：“吾严净也，敬以为所也；吾精进也，无逸以为所也。”其祸人心，贼仁义，尤酷矣哉！

古之君子以动必议者，其议必有所拟；以言必拟者，其拟必从其实。议天下者，言以天下，天下所允也；议吾心者，言以吾心，吾心所允也。所孝者父，不得谓孝为父；所慈者子，不得谓慈为子；所登者山，不得谓登为山；所涉者水，不得谓涉为水；鬼神亦有凭依，犬马亦有品类，惟其允而已矣。天下之所允、吾心之必允也。

故朱子不以无逸为“所”者，求诸心而不允也。吕氏之以无逸为鱼之水、鸟之林者，未求诸心而姑允之也。呜呼！斯非可以空言争矣。

知心之体，而可为“所”不可为“所”见矣。知身之用，而敬必有所敬，无逸必有所无逸见矣。“修辞立其诚”，诚者天下之所共见共闻者也。非其诚然者而荣华徒耀，佞人之佞，异端之异，为君子儒者如之何其从之！

夫敬者一，而所敬者非一“所”也。以动之敬敬乎静，则逆亿其不必然者，而搅其心；以静之敬敬乎动，则孤守其无可用者而丧其几。故有所用刚，有所用柔，有所用温，有所用厉，皆敬也。敬无“所”而后无所不敬也。故曰“作所不可不敬之德”，言不可不敬者，择之精而后执之固山。敬其可有常“所”乎？

无逸者，则小人之勤劳稼穑，而君子之咸和万民者也。稼穑惟其“能”，弗劝弗省而无勤；咸和惟其“能”，不康不田而无功，皆“能”也。有成“能”，无定“所”也。

非然者，衡石程书者，亦无逸也；夜卧警枕，亦无逸也；卫士传餐，亦无逸也；乃至浮屠之不食不寝，求师参访者，皆无逸也。

惟立以为“所”，而其“能”也适以叛道。故曰“所其无逸”，言无逸于所当逸者也，其可据无逸以为“所”乎？

身有无逸之“能”，随时而利用；心有疾敬之“能”，素位而敦仁。“所”著于人伦物理之中，“能”取诸耳目心思之用。“所”不在内，故心如太虚，有感而皆应。

“能”不在外，故为仁由己，反己而必诚。君子之辨此审矣，而不待辨也。心与道之固然，虽有浮明与其凿智，弗能诬以不然也。

汉孔氏曰：“敬为所不可不敬之德。”又曰：“君子之道，所在念德，不可逸豫。”汉无浮屠之乱，儒者守圣言而无荣华之巧，固足尚也。浮屠之说泛滥以淫泆于人心，吕、蔡明拒之而不觉为其所引，无拟于心理而言之，将使效之动者，贼道而心生于邪，可惧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