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春秋》有大义，有微言。义也者，以治事也；言也者，以显义也。非事无义，非义无显，斯以文成数万而无余辞。若夫言可立义，而义非事有，则以意生言而附之以事。强天下以传心，心亦终不可得而传。

盖说《春秋》者之所附也。《春秋》之书“元年”，非有义也。事不足以载义，义亦不得而强附之。凡数之立，以目言之则二继一；以序言之则二继初。目以相并而彼此列，序以相承而先后贯，其理别矣。故《易》言“初”言“二”以达于“上”，《春秋》书“元”书“二”以迄于终。《乾》始不可言“九一”，《春秋》不可言“一年”也。

乃为之言曰：元，仁也，《乾》之资始，《坤》之资生者也。夫《乾》之资始，《坤》之资生，仁也。

惟仁以始，惟仁以终，故曰“乃统天”。统天者，统天之所有进，而六位时成一元矣。浸令天之以“元”始，以“亨”“利”中，以“贞”终，则始无“贞”而终无“元”。

俯仰以观天地之化，曾是各有畛而不相贯乎？故夫人君之以仁体元也，自践阼之初迄顾命之顷，无异致也。初年而元，将二年而不元矣，其将取法于“亨”乎？

而体仁长成人之德，岂一年而竟乎？志学之事，在谨于始；凝道之功，必慎于终。

故曰：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天以仁覆，地以仁载，历终如始，而大始者不匮。故春夏生而亦有其杀，秋冬杀而固有其生。有序成，无特用也。

仅然以始居仁而莫统其后，则亨者倚于文，利者倚于惠，贞者倚于谅矣。呜呼，为此说者之强言立义而强义附事，夫君子不如其已之也！

二

无一时之宜，不足以陷愚人，无大义之托，不足以成忍人。是以君子恶佞，恐其乱义也。因时而适宜，舍小以成大，皆义说也。陷隐公于愚者，必曰国有长君，社稷之福；成郑庄之忍者，必曰祸在宗社，兄弟为小。

持之一日，协之众口，而谓不然者鲜矣。微子非不谂纣之足以亡，而去之若惊，亦以人臣无将耳。舜不以忍试之象，顾封之而且以弭其奸。故义者，先揆于己，次揆于物，不以己徇物，则制物之义由己立矣。

故曰义内也，非袭取而可无馁也。义在内，故外无权。以心生义，以义从心，佞者之义说乃悯默而不敢试于前。鲁、郑之君怵于利深矣，恶足语此。

利贼义，佞乃乘之而大祸起，可但已哉！

三

子之于父母，天也，可自致者无不致，而有其不能致者，不得以求己之道求亲也。故事父母以谏，而有所不谏。墨胎君之于叔齐，帝乙之于纣，鲁惠公之于轨，屈道以徇爱，宗臣之所必违，廷臣之所必争，天下后世之所必摘，而伯夷、微子之与隐公，道不得而兴。

夫以亲之有大恶而己不得与，其存也不谏，其没也不违，则人子固有所忌而不敢致者矣，身在故也。身固轻于亲，则捐身以从亲；事亲立身，皆身事也，则诚身以顺亲。故曰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谷梁子欲隐公之据其位，以为正亲之道，失其所事亲之身，而道圮久矣。孝子之立身，亲之得失且姑置之，而况其他乎！

四

隐公无可立之义，则可以摄；隐公固有可立之义，则不得复为摄矣。不得为摄，故隐公之立为争国，《春秋》必绌其乱；不得为摄，则桓公之立为弑君，故《春秋》必目其贼。周公无嗣周之义，是以摄而不惭。微子有元子之尊，是以去而不恤。别嫌明微，而后义喻于心。

五

夫妇之道，从以为顺，别以为正。从而不弛其别，别而不悖其从，履正而行顺矣。从者天也，天以合为德，使人殊于草木之无情也。别者人也，人以辨为纪，人之殊于鸟兽之非性者也。生而从者，妇之顺；生而别者，夫之正。逮其没矣，孝子慈孙为合而从之，以敦亲也。

合而从之，必辨而别之，以致尊也。不辨无别，一之相从，则是为其生之相合也。以情而徇之，而性矣。夫孝子慈孙以道尊亲，而岂其然哉！故曰合葬非古也。古之为墓者，丈夫从于丈夫之党，以其昭穆而祔于王父；妇人从于妇人之党，以其昭穆而祔于王姑。崇别者，使之居正以终。所谓以道事亲，而尊之者至矣。

母之丧服替于父，父在则不得伸其尊，其葬合矣，则将等夷之而无所替邪？抑使之相就而故替之邪？无使相就而故替之，斯以义制礼，而尊其母者可伸。故丧有异服，而葬无异制，别则得以伸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