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违和感却就在这里。

“我族也有类似的规矩啊。”王崎停下笑声，喘了口气：“当大众需要更多的作品，当作品被具备了正面的社会意义，一个文明，就自然而然的会开始鼓励创作者进行创作——艺术面向市场的时候，财帛就必然会出现。哦顺便提一句，对于你们来说，这个‘财帛’可以替换成‘文气’。作者们认为他们应该拥有复制自己作品的权利。版权概念随之产生。”

幼帝愣愣的问道：“保护这个……‘版权’，难道不对吗？”

前世的记忆实在是太过混乱了。王崎记得一个“艺术家反对版权保护”的故事【指斯派德·罗宾逊《忧郁的大象》】，一个叫亚伦什么什么的黑客【《互联网之子》亚伦·斯沃茨，因反对“知识产权”而被联邦政府“迫害”并最终自杀】，以及北欧的某些盗版支持政党。他一时之间竟无法分清这些人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虚构作品当中，甚至没办法分清这些不同个体或群体是为什么反对版权保护的理念。

但是，他不会为此词穷。

王崎点了点头：“当然对啊——但是，版权有一个规矩，那就是只保护表达，而不保护思想。”

这句话过于直白而粗俗。但是没人会去为此而指责王崎了。

版权只能保护表达，因为作品的相似度是可以衡量的。但是，作者的思想无法在法律可接受的范围内进行衡量。

如果用音乐来说，那就是“翻唱”与“变奏”吧。

同样的歌谣，同样的乐曲，在不同的演绎者手中，可以表达出截然不同的意味。同样的一段旋律，或许有些人会用它表现理想的慷慨激昂，而有些人则会用它来表现爱恋的美好。

而同样的事情，也可以放在文学上。岳飞一曲《满江红》，那是千古忠义。而若是同样的句子，出自秦桧之手，那这首词怎么看都透着慢慢的虚伪。若有人说谭词同写了“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那这诗自然是慷慨激昂的——可实际上，它的作者叫汪精卫。

但是在法律面前，岳飞写的《满江红》与“如果存在”的秦桧《满江红》，必然是“一样”的。

“表达”与“思想”，实际上是分开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法律上，还存在着“无意识抄袭”的罪名。

披头士的主吉他手兼主唱之一的乔治·哈里森在1971年被指控抄袭。他的作品《My Sweet Lord》被指控抄袭一首叫做《He's So Fine》的歌——这是地球历史上第一次闹上法庭的“音乐抄袭”案件。

而最终的结论，则是哈里森曾经听过原告的歌，然后忘了它。而在创作的时候，他又无意识的引用了这一首歌的旋律。

而这个案件甚至烧到了披头士的每一个成员身上。查克·贝里和约翰·列侬的《Come Together》被指控抄袭《You Can't Catch Me》。小野洋子则被指出《Yes， I'm Your Angel》与三十年前一首老歌重复。

到了八十年代末，欧美流行乐坛就变成了一个可怕的狩猎场——每一个有名望的音乐人都在猎人的目标之内。

——你不可能记住自己听过的所有旋律。如果你不自觉的引用了，哪怕是用来表达与原作者完全不同的思想，那么在法律上，这就是“抄袭”。

甚至于说，被认定是“无限可能”的幻想类文学，同样存在这样的困扰。

范·沃格特《太空警犬之旅》与《异形》，1980 年科幻作家本·波瓦和哈兰·艾里森《碧露》与《未来战警》……

文学之中，甚至存在一个词语，叫做“文本间性”。其提出者茱莉亚·克里斯蒂娃甚至认为，仅从文字上看，并不存在完全原创的作品，一个作者读过的书，听到的话，也不可能完全隔绝于其文字之外。

王崎张了张嘴，没有说完。他只能朦胧的记得一些例子。

但是，毓族五十三万年积累的文化，却使得宙弘光迅速的理解了王崎所说的一切。即使没有多少例子，他也听得懂。

“实际上，和左相您的对话呢，我就确认了，毓族的文论，是无法完全否定‘客体论’。而在客体论成立的前提之下，‘保护表达’就显得很怪异了。”

王崎如此说道。

宙弘光则跌坐在地上。

毓族面对两重绝望。

第一重，是“发明”与“发现”的绝望。

人族的学者，目标一直都是“发现”。他们从不认为自己能够发明物理定律。而他们的终极目标，则是穷尽道路——最好让后世再没有可以研究的东西。

而若是有人将天人大圣的数据库摆在他们面前，他们绝对会无比喜悦——因为他们“发现”了，署名的不是自己。

而毓族却一直都是“创作者”。

因为，他们明白，“创造”是“无穷”的，而“发现”则是有尽的。这是两重不一样的概念。

尽管文化上的“热寂”，理论上是不会到来的。

而第二重，就算他们能够越过第一重绝望，建立客体论，他们对文道的信仰也必然会崩塌。

他们便从自由的文人，变成了“文道”这尊神的祭祀。

而悖逆了“文道”固有的意志进行的创作，将不会有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