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评区和贴吧，看到同学们对小邓用人上讨论的很热烈，有同学认为，小邓不重用姬宗周和潘贤二，未免稍嫌气度不能容人。

我个人来说，是这样认为的：

元末的知识分子，有很多一部分都是自视为元人，蒙元的臣子，把蒙元看做了正统。举两个例子，一个刘基，这个应该是元末最有名的一个知识分子了，但是在他投朱元璋之前，却是积极地为蒙元出谋献策，不遗余力地辅助蒙元的地方将领，大力地镇压方国珍等人。刘基的简历如下：

1333年，刘基年仅二十三岁就考中了进士，老师郑复初曾对他父亲说：“此子必高公之门矣！”秘书监揭曼硕对人说：“此魏征之流，而英特过之，将来济时器也。”

1336年，为江西高安县丞，为官清廉正直，以打击权贵而名重一时。却始终免不了因“南人”的地位在官场上处处受到排挤和打击。二十九岁时，刘基复审一起人命冤狱，尽改原判，因此得罪了检察官，调为职官掾史。第二年，又因与幕府官僚发生意见分歧而被迫辞职，不久补升江浙儒学副提举，行省考试官，又几次三番上书弹劾御史失职数事，被御史大臣重重阻挠，刘基激愤之下再次辞职。

1348年十一月，方国珍首先在浙江台州起兵，**无能的元朝统治者，为了将农民起义镇压下去，被迫起用刘基为江浙行省元帅府都事。刘基一旦得到重用，也一心为元朝效力，他建议筑庆元等城，以压逼起义军；并且极力反对招抚，倡言：“方氏兄弟首乱，不诛无以惩后！”方国珍因此而大惧，厚赂刘基，“却之”。刘基不肯收取他的贿赂。方国珍收买他不成，便派人由海路到大都，以重金贿赂朝中重臣，使朝廷下诏招抚。元廷因此给刘基扣上了“失天子悯念元元之至意”的罪名，撤了他的职务，将他看押在绍兴府。刘基气愤之极，好几次想自杀，幸亏门人密理沙等拼命拦阻，才得以不死。

方国珍却趁这个机会发展自己的力量，其它各地农民军也都纷纷起义响应，江浙行省在无奈之中，恢复刘基的官职，先命他“招安山寇吴成七等”。刘基自募“义兵”，采取剿抚兼施的办法，对拒命不服的起义者进行血腥的镇压。后又与行省枢密院判石抹宜孙互为犄角，相互声援，共同出击方国珍，因镇压有功，先后被江浙行省提拔为枢密院判、行省郎中，但上报朝廷时，朝中当权者排挤汉人，借口刘基原只担任过儒学副提举，按资只能迁总管府判，实际上反而降了级，且又失去了兵权。

三起三落，到处碰壁，刘基对元朝已心灰意冷，绝望之下，他置元世祖像于案上，北向而拜曰：臣不敢负世祖皇帝，实在是因为无路可走了。就逃归青田，时值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

他曾说：“吾生平忿方国珍、张士诚辈所为！”

又在他的诗中《次韵和孟伯真感兴》里写道：“五载江淮百战场，乾坤举目总堪伤。已闻盗贼多如蚁，无奈官军暴似狼。”又如在《闻高邮纳款漫成口号》中写道：“闻道高邮已撤围，却愁淮甸未全归。圣朝雅重怀柔策，诸将当知虏掠非。”

可见他是一心向蒙元效力，只是不得其用。

即便他还乡之后，他还是不改对蒙元的忠诚，一方面集乡练自保，防备方国珍的进犯；另一方面，发愤写作，着《郁离子》十卷十八篇以见志。“郁离者何？离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为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离子》。”

直到至正二十年，也即1360年的三月，他才应朱元璋之召，去了金陵，从此才能够得以发挥出他的聪明才干。而据说，他之所应召，开始也还是不愿意的。朱元璋派去请刘基出山的，是他手下的一个能臣，叫做孙炎的。刘基初不愿出，孙炎给他送去了一柄剑，意思就是说如果刘基执意不肯出山，那就让他看着办吧。是自杀？还是等朱元璋去砍他的头？随其选择。刘基这才不得不出山。

元末，像刘基这样的知识分子比比皆是。如果说刘基是谋士一流的代表人物，那么另外一个，叫杨维祯的，则便是元末文人的代表人物。很有名气的一个文士。号为铁崖，是为元末诗坛的领袖。也是浙江人。他做过一些小官，为官时期，也是很清廉的，想为百姓做点事。但是，后来张士诚造反，召过他很多次，可他从没应过召。即使在张士诚投降了蒙元之后，也是如此。他依旧还是不肯应召。也许在这其中，他有明哲保身的意思，但是对义军的反感却也是不言而喻。蒙元正统论，曾有争执，有以蒙元为正统的。杨维祯给蒙元上过书，虽然认为也当以宋为正统，但是他却也是承认了蒙元一样也是正统的。

刘基为朱元璋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朱元璋大封功臣的时候，为何却只给了他诚意伯的爵位？不给他公倒也罢了，为何连个侯也不肯给他？有猜忌功臣的意思，但是我以为，更多的却应该就是因为他从前的经历。朱元璋又为何对知识分子很不尊敬？采用了一些酷刑烈政？我以为，除了他巩固权力，以及他的出身关系之外，也应该与元末有很多的知识分子皆忠诚蒙元有关系。就像是张士诚的名字，有个轶事，就是说朱元璋重用文臣，说知道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有一个他的旧人不满意，就说，士诚这个名字，便是文人起了来辱骂张士诚的。“士，诚小人也。”这则轶事或许确有其事，或许当时人的附会，但是为何会有这种说法？还是因为当时的文人多忠诚蒙元，难以得到义军的信任。自然，这也是有当时的历史局限性，不能说这些文人就是不对的。在当时，国家、民族的观念毕竟还没有形成。又并且，红巾起事，杀的地主豪门确实为数不少，也可算是知识分子的阶级敌人。不止元末，没有哪个朝代不是把义军称为“贼”、“流寇”的，究其根本，即使义军起事，地主豪绅之流，首当其冲。他们是现有制度的得利者，当然敌视义军了。

因此，不管从民族也好，“驱除鞑虏”；从阶级也好，多数的不得利者造少数得利者的反，对朱元璋等这些义军来说，他们这些知识分子们大多数来说，就是不能信任的。入明之后，还有很多的知识分子不肯出山，宁愿隐居，以蒙元之遗民自居。

综合言之，元末群雄并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真正的英雄是谁？是文人儒士么？是像“呼风唤雨刘伯温”这样的谋臣们？非也。真正的英雄也不是朱元璋，也不是陈友谅，真正的英雄是人民。**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诚哉斯言！如果没有人民起义的滔天之势，也就不会出现朱元璋、陈友谅这些的人物；如果没有人民坚决反抗蒙元统治的不可阻挡的大势，也就不会改变刘基这种人的立场。

也所以，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有同学认为小邓似有不能容忍之嫌，在这一种大的气候下，小邓对姬宗周有所猜疑，应该也是可以理解的吧？且，姬宗周此人，有些本事，但并非惊才绝艳，也不是像洪继勋、姚好古一样，难以一见，找不来可以用来替代的人。又且，小邓虽对他有猜疑，但是却不是就舍弃不用了，仍然给他以益都宰执的高位，仅次小毛平章、赵过之下，而且出入皆随行在侧，很多有关军机重事的议会，也还叫他来参加。这在外人看来，应该已经算是很为恩宠了吧？观书诸公，之所以觉得小邓不能容人，我以为，其实是因为小邓的心理活动，诸公都看到了，所以有此认为。但是外人，他们所能看到的，却只是表相。即便姬宗周明知小邓对他有猜疑，但他能出去四处乱说么？他也只有闷在胸中，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罢了。以外人看来，他还是一个当之无愧、炙手可热的海东贵人、权臣。

而再又，潘贤二。

潘贤二卖主求荣，还不是像姬宗周，单纯地一开城门罢了。姬宗周开不开城门，王士诚都是必败无疑。而潘贤二，却是出了个牛车阵的诡计，导致潘诚本还可以支撑一段时间的，却一战而即覆灭，且留下被人嘲笑的名声。若论其狠辣，较之姬宗周，强出太多。潘诚有势力的时候，他唯唯诺诺，受到责骂也不敢出一声，委曲求存；但潘诚一旦势衰，他即陡出诡计，导致且促使了潘诚的覆灭。这样的人，就像是一条毒蛇，窥伺在暗处，不得势的时候，忍气吞声，一旦得势，即窜起咬人。试问，小邓怎能不为此而感到毛骨悚然？

但是，小邓虽然猜忌他，却也还不肯杀了他。并且还对洪继勋说：这个人有才，不用可惜。并也给了他益都枢密院佥院的职务，这个职务说高不高，说低不低，能参与军机。并且海东旧人很多，不用别的，却用潘贤二来担任这个位置，放眼海东四省，单就枢密院系统来说，这也算是有数的十几二十个人之一了。潘贤二在潘诚手下算什么？谋士、幕僚而已。入了海东，即登堂入室，成为军事方面最高级别的十几二十个人之一。这个位置虽说远不如李和尚、佟生养等，但是潘贤二能和李和尚、佟生养等相比么？他才投了邓舍不到一年，如果就骤然将之他拔擢的比李和尚、佟生养等的位置还高，似也说不过去吧？因此，如果较其资历、功劳，小邓对他似也不能说是赏薄。小邓要考虑的，不止是用一个潘贤二，更重要的不能引起旧人的不满。当乱世，重用将。谋臣当然重要，但是毕竟军队才是最重要的力量。

是他的计策导致了潘诚之覆灭不假，但是鞠胜等有里应外合、等同献上益都的功劳，却也只不过也是益都枢密院的佥院。他出了有奇计也不假，但到底没有用上。至多，就是让小邓对他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小邓不也因此而对洪继勋说：不用潘贤二可惜么？

先打压他一下，然后适当的给点好处，让他知道天威难测，不敢像对待潘诚那样对待小邓，再慢慢的加以重用。这似乎也能说的过去？

以上，个人的一点浅见。欢迎同学们提出意见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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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国器、方从哲等随船回到益都，在莱州上岸。

海上见有许多的战船，或来或往。不论来往，其上皆遍布士卒，军旗林立。远观其打扮，似也并非全为水卒，多数竟为步卒。还有为数不少的船只，遥遥闻听到从其中传来战马的嘶鸣声，大约也还有骑兵在内。

时雨未停，海天苍茫，道路泥泞。

上的岸来，又见码头上更到处军卒。莱芜担负着与海东交通的重任，其地向来都是非常繁忙。尤其现如今，又正值海东大力支援益都的时候，又是运送粮种、又是运送耕牛，常常货积如山。而现如今，却连一点民用的货物都见不到了。军卒之外，便全是各式各样的军用物资。

这些军用物资，有些被盖住了，类如火铳、火炮这类怕水的东西，以及大约还有地雷等之类还算较为保密的、也较为新式的火器。而另外一些，又比如像是辎重车、戈矛之类的物事则却是不怕水，也没有必要掩盖的。便那么直接地淋在雨中。雨水无边无际地落下，将之冲刷得甚是干净。

军旗鲜明、士卒整齐。颜色各异的军旗，分别指引着不同营头的军卒，有的在上船，有的在下船。

罗国器发现，上船的士卒与下船的士卒，看其装扮，彼此间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上船的士卒，大多穿的五花八门，有披挂铠甲的，有穿着皮甲的，也有就一身棉衣的，甚至还有穿百姓服色的。

而下船的士卒，其所之穿着却很统一。军官皆为明盔亮甲，而士卒则都是棉衣皮甲。而且不论军官、士卒，都佩戴的有标识。

军官的标识分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在肩甲上，点的有颜色，或红、或黑、或白；一个是在胸前的护甲上，佩戴了一个类似名牌的东西。上边都是格式如一的书写了三行字，抬头一行，即该军官所属营头的名号；次一行，乃该军官的官职；再次一行，则是为该军官的名字。

士卒的标识也与军官的一样，也是两处，分在肩上、胸前。只不过，在肩上点的不是颜色，而是戴了个肩章。所一致者，同样地分为了红、黑、白三色。此外，他们胸前的名牌，也不是佩戴的，而是牢牢地缝在了皮甲的上边。至于内容，则大致上却是与军官一样，差别不大。只是少了一行，没有官职的称谓。另外又多了两行，一行写的是该士卒的籍贯、家居何省何府，以及另一行则记载了该士卒的入伍从军是从何年开始。

罗国器对这两类的军服穿着都很熟悉。前者是士诚旧部的打扮；后者却分明就是海东精锐的穿戴。红、黑、白者，红为汉卒，黑为丽卒，白为女真。不过，细说起来，却也并非所有佩戴红色肩章的士卒都是汉人。

因为邓舍在军法中有一条明文的规定：高丽、女真军中，凡立下有大功劳的，无论将校、士卒，其若愿入汉营者，听之。

不但有军服上的不同，士诚的旧部与海东的精锐分别各打的旗帜也大有不同。士诚旧部各营头所打起的旗帜，也和他们的着装有着很大的相似，一样五花八门。有的直书以山东府县名，应该是以本来所驻扎的地方为名；有的则豪迈外放，颇具征战杀伐气，大概是王士诚赐给的美名。

聊且举两个例子。

便在罗国器等人的左近，就正有两支士诚的旧部在排队上船。稍微远一点的那个营头，打的旗帜是：“大宋益都高密千户所。”稍微近一点的这个营头，打的旗帜却则为：“大宋益都威武虎豹上万户所。”

而下船的海东精卒，其所打起的旗帜却也如他们的肩章、名牌一样，放目看去，高高低低、大小不同的数十上百面旗帜，格式完全如一。

也举两个例子。罗国器右手边儿，有一支海东的军队刚刚下船完毕，正在集结整训。人数不多，百十人，大约应该是为一个百人队的编制。前头竖立着一杆军旗，上写道：“海东度辽都指挥使司甲营丙队。”

营者，千户所是也；队者，百人队是也。再往下，十人队也有旗，不过就没必要写这么详细，只是简单地写道：“度辽甲营丙队某什。”

“某什”，其中的这个“某”字，也是以甲乙丙丁等等的天干为号。邓舍早先规定军制，为便于区别，天干的名号只许给海东五衙使用。因为海东五衙是精锐，野战军性质的部队，取天干为号，一来表示他们的精锐地位，二来，也是取“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的意思。

而至于地方戍卫军，也即城防军，只许用地支来作为番号。一来，表示他们的精锐程度不及野战军，二来，也是取“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的意思。天干，代表攻击；地支，代表防御。区别很明显。

随便一支军队、一个士卒出来，一看他们的旗号、标识，就立刻能明白他们所属部队的性质。

相比野战军与城防军，两者之间还有一个区别，那就是野战军所受到的待遇，远远要比城防军高上许多。最精锐的士卒、最好的武器、最快的补给，乃至最高的军饷、最优良的环境，从来都是只给野战军的。并且，野战军的军官升迁也是最快。

海东的野战军先前已有五衙，现在又编定了益都两衙。这七支军队都是都指挥使司、也即万户府的编制，共计有近六万人。除了益都两衙，一个才改编完不久，一个才刚刚把人员选定，还没开始正式的操练之外，如今的这几万人就算是海东到目前为止，最能攻善战的主力军队了。

海东军队立下有卓著战功的，邓舍也往往会赐给美名。但是，不像是士诚的旧部，即使有美名，海东军队的主要旗帜，依然还是分别以天干、地支为名的番号旗。有美名的，可打两支旗帜。一个番号旗，一个名旗。

又另外，对野战军的组建和军中人员的构成，邓舍一向来都是很谨慎的。原则上，只选用汉卒入野战军。

不过，海东既然已经据有高丽旧地、势力且也渐渐发展至了女真人聚集区，太过的歧视也是不利团结的。同时，高丽人、特别女真人中，骁悍勇敢的士卒也还是很有许多的。女真人生长马上，生活的环境严寒冷酷，剽悍轻死，是其风气。高丽人虽然稍嫌懦弱，人口基数大，从其中拣选出一些敢战不惧死的，也不是什么问题。有敢战之人，不用，未免可惜。

再则，又而且说了，如果能在五衙中用一些女真人与高丽人，对他们的族人来说、对他们族人中有志马上取功名者来说，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盼头。而对海东来说，也是不失为一种拉拢、分化。

也所以因此，在综合了上边几个方面的考虑之后，邓舍还是分批、分次地抽调了一部分立有战功、确实勇敢善战的军卒补充入了五衙之中。到现在为止，海东五衙中总共有三支纯粹由异族组成的部队。

一个便在度辽都指挥使司中，由女真人组成了一个千户。另外两个则是由高丽人组成的，一个在辽西的安东军中，一个在朝鲜的定辽军中，也分别皆为千户。

前有五胡乱华，近有蒙元入主中原，海东上下，不止邓舍，包括洪继勋、姚好古等人，对异族其实都是非常警惕的。更尤其军中诸将，杀鞑子出来的，对异族深恶痛绝。虽五衙中只有这三个千户，他们也还嫌多。

洪继勋就曾经因此而劝谏过邓舍好几次。他说道：“军队，是国家的重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过去的朝代中，虽然有异族为我中国效劳，并且确实忠心耿耿的。但是，即便有十个忠诚的异族，只要出现一个安禄山，就是国家的忧患。而我海东，又与别的地方不同。异族为多。拿他们来守卫地方，臣已经很不安了。若再把他们调入精锐，让他们穿上精良的铠甲，拿起锐利的武器，并俨然与我汉人的将校有平起平坐的地位。一时或许无恙，时间若久了，人数若多了，岂会无忧！”

谏言了很多次，还更又举出蒙元不用汉人为怯薛的例子，请求邓舍把五衙中的异族悉数剔除。

蒙元的精锐有两支部队，一个探马赤军，大多安放在地方，又叫“蒙古军”。在北方有四大蒙古军都万户府。这个不用多讲，从名目上就能看的出来，其之主力全是用蒙古人组成的。也有一些色目人。在其非主力的编制中，倒是也有一部分的汉人，但是数量应该不会太多。

一个即为中央宿卫军，是蒙元世祖忽必烈仿照中原王朝禁军制度组建而成的中央军队。又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宿卫亲军，另一个即为遵循旧制的怯薛。

怯薛，可谓是蒙元精锐中的精锐。号之为“大中军”。有四大怯薛长，在铁木真时，分由“四杰”统帅。其后，怯薛长的职位也多为四杰的后人所承袭。怯薛的成员，一如西汉的郎官，全是由高官的子弟组成。其成员又被称为“番士”，上番戍卫的意思，蒙元定制：“番士”只用蒙古人，定数不够可用色目人，除事情许可范围内排斥汉人，更无论南人。

在入蒙元之后，怯薛多不出征。

若说这支部队已经没有了出战在外的作用，而只是单纯地保有了其警卫殿上、扈从游猎之性质的话，那么宿卫亲军，可就是货真价实的蒙元之主力军队了。“天子之禁兵，宿卫在内，镇戍在外。”用以居重驭轻，威慑天下。而就在这宿卫亲军之中，依然还是以蒙古人、色目人为主的。

如果单纯的只是从数量上来说，汉人倒是占了多数，有三分之二。可那是全是因为蒙古人、色目人太少。不用汉人，所以不足以“制华”的缘故。而若要是来细较区分其各所负责戍卫的位置、并及在宿卫亲军中地位的高低，汉人还是不及蒙古人、色目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