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好古办事挺麻利，邓舍叫他想几个重塑士风的办法出来，他的条呈这就送上来了。诸臣观看罢了，或者赞成、或者反对，意见纷纷。总体来说，赞成的占了绝大多数。

这“重塑士风”，不是一朝一夕就可搞定的。便好比每有地方官到一个地方任职，首要之任务便是“敦风俗”。何为“敦风俗”？有的地方“风俗薄”，人皆逐利，不讲道德，不忠不孝，地方官就需得要采取种种的措施，把这种风气扭转，使得人人安居乐业、人人向善，从而也就使得风俗亦“由薄转厚”了。“敦风俗”，功在当代，利在地方，功莫大焉。

而“重塑士风”，也是一样的道理。主要便是扭转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培养读书人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让读书人明白圣人之道，知道廉耻，明白礼仪，要有读书人的风骨。这样的一种扭转，是没用捷径可走的，犹如春雨入夜，润物无声。非得有长时间的坚持不可。上则需邓舍以身作则，中则要群臣以为表率，下则更得在民间百姓中大力提倡。

虽然不可以一蹴而就，虽然“重塑士风”听起来玄之又玄，但是却也并非就毫无对策。姚好古提出了三个办法，算是在短时间内可以实行的。

头一条，群臣都是深表赞成的。

姚好古言辞恳切，要求邓舍以身作则，虽不敢明白地要求“刑不上大夫”，但是至少要把蒙元的一些弊政尽数废除。比如：当庭杖责大臣。

一个不满意，就拔了大臣的裤子，大殿之上，众目睽睽之下挨棍子。这太侮辱人了。欺辱过甚。主君就不尊敬大臣，将大臣视若家奴，不给大臣以独立的人格，又怎能再去要求大臣表现风骨？

这一条是从邓舍的层面上来讲。

次一条，姚好古提出，蒙元八十年不开科举，读书人“干禄无阶、入仕无路”。近代以来，虽然如今的元主因见天下大乱，听从了脱脱的意见，又重开了科举，但是对南人、汉人的鄙视还是很明显的，专门给蒙古人、色目人立一榜，称之为“右榜”；汉人、南人为一榜，称之为“左榜”。

蒙人以右为尊，“右榜”的地位高出“左榜”。考上之后，分派官职，“右榜”所得的职位自然因此也要远远比“左榜”为高。

须知，想那蒙古、色目人，本为异族，读汉书、学汉字，做汉人文章，纵然天赋奇才，又怎能与汉人的秀才相比？蒙元的统治者当然知道这个问题，也所以，定下的制度：“右榜”只考两场，题目较为容易。“左榜”倒需得考三场，题目反而艰深。蒙古、色目人稍微读些文书，即可摇身一变，成为“右榜”状元。对两个榜单的考试已经够不公平了。即便如此，“左榜”的状元，也常常不给汉人，亦由蒙古、色目人来当选。

更别说，两个榜单分别限定的还有录取之人数。

汉人读书的人有多少？考一次科举，挤破了头，成千上万人去争那一个名额，难度有多大？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纵使侥幸考上了，临到分配，却也得不来多大的官。王宗哲连中三元，到最红分配给他的也只不过是个八品的小官。

蒙古、色目人不读书，有个大根脚，年未弱冠便官至朱紫。汉人秀才十年寒窗，没科举的时候无人问，有了科举也难以考上，考上也没甚用处，得不来高官显爵，反因为读书而弄的家计萧条。试问：读书又还有何用？

蒙元既八十年不开科举，开了科举考上的可能性又极其渺茫。读书人为谋饭食，多有折节，只好低声下气地去做“吏”。

因为蒙元的制度，做“吏”做的好了，也还是有机会受到拔擢，成为“官”的。可是，如果打算从“吏”而入流，就算升迁快的，最起码也要经过二百一十个月，也即七年半的苦熬，才能勉强入流。入流，始得九品小官。再以后的拔擢升迁，却是就会更加的难之有难。

我汉人秀才，读圣人书，习圣人道。学不得其用，才能得赏识。“四民之首”，被“混为编氓”，屈在薄吏、沉郁下僚。“白衣卿相”，尊严何存？

为吏的还好，又有更多的读书人，因为没有上进的途径，为了口饭吃，竟沦为与医卜星相、倡优女子为伍，日以说书为业，或则编写杂剧。“士失其业”，“世者嗤之”。读书破万卷，有巨笔如椽，本该致君尧舜。奈何时不畅，做白屋穷民，成梨园领袖。民间云：“九儒十丐。”诚哉斯言！

风气如此，“士风”何存！

姚好古请邓舍，上表安丰，奏请大开科举，为读书人开进阶之道。只有先给了读书人入仕的希望，重新把读书人该有的地位还给他们，然后才能培养他们的尊严，从而以此来扭转风气。

这一条，群臣有争论。

有些人以为，就算上表给了安丰，兵荒马乱的，安丰自保不及，明知道即使推行了这一政策，实际上也是对海东有利，放而言之，对金陵朱元璋或许也会有利，而对安丰却是半点利处也无。小明王、刘福通对此不一定会感兴趣。因此，要想得到安丰的同意，可能性未免不大。

可是姚好古的提议确实也言之有理。诸臣多都是读书人，谁不想重开科举？这是光耀读书人的一个王道之举。那么，该怎么办呢？就有人提议，干脆绕过安丰，由邓舍直接在海东推行就是了。可如果这么做，又未免有僭越的嫌疑。哪儿有为人臣子者，绕开朝廷，自己去开办科举的？

有人便就提了个建议，说道：“我海东虽已得高丽，并将之旧有的疆域划分为了朝鲜与南韩两个分省，但是，高丽王祺还在。何不以他的名义，在南韩分省试行科举制度呢？”

又有人反对，说道：“王祺，傀儡而已。淡化他的存在还来不及，反更以他的名义去开办科举？是想壮大他的声势么？是想动摇南韩的安稳么？彼辈心存异志之徒，必定会闻讯蜂起，群起而来应试。到时候，是录取他们还是不录取他们？如果录取了他们，满朝上下皆是丽人，地方府县也皆是丽人。这海东到底是我汉人的，抑或是他高丽人的？庆千兴倡议为丽卒立衙军事尚不可行，何况此事？必乱我政。此议真是大谬！”

邓舍拍板决定，说道：“以王祺名义开科举，断不可行。姚先生此策，也不可不行。先上表安丰，试探一下主公的口吻。然后再议。”

这一条，是从整体的社会层面上来说。

接着再看姚好古的第三条。

先邓舍以身作则，然后给读书人尊严，最后就需要用些手段，使得读书人明廉耻了。请邓舍仿前朝的制度，在各地广立祠、亭。

祠庙者，立两个。一个“乡贤祠”，一个“正气祠”。亭者，立一个。可取名为“贪亭”。

“乡贤祠”，专录本乡人，分为前后两进。前边的堂中，录未曾入仕而在本乡有贤名者。后边的堂中，则录入仕而且有贤名的本乡名宦。不但可录文人，也可录武人。文左武右，分为两边。

“正气祠”，则是专门录选为官本地而有名望、清正廉洁的官员。

“贪亭”，则便立在“正气祠”的外边。在亭中竖立“戒碑”两块，前边的一块，刻本地人为官而贪腐者的姓名，并及家住何处，祖宗何人。后边一块，刻为官本地而贪腐者的姓名，并及家住何处，祖宗何人。

姚好古在条呈中写道：“世有秦桧，而与之同姓者耻之，与之同名者羞之。世有岳飞，而与之同姓者荣之，与之同名者喜之。这是为什么呢？人性的善恶臣虽不知，但自从有了圣人的教化，人便有了向善之心。所以，尊重忠良、痛恨奸贼，此亦人之常情。彰显忠良的名字，以美耀之；勒刻奸贼的名字，以羞耻之。显一方之良，锄一方之莠。

“如此，读书人的明廉耻，便可行矣！”

又请邓舍，每过若干年，便将各地“乡贤祠”、“正气祠”以及“贪亭”中凡所录有的人名，集合在一处，刊行成书，发给天下。教天下人都知道，某地有清官某某一人，某地有贪官某某一个。以此，更好地起到用这两祠一亭来澄清吏治、重塑士风的作用。

他还给“贪亭”想了一副对联，上联写道：“前而有古人，后则有来者，千百年关系名节，岂敢不约束以正气？”下联写道：“既蒙羞祖宗，又羞耻子孙，三两回辗转思量，尽管且放纵以恣睢！”横批：“头顶三尺”。

头顶三尺有神明。千秋万载有公断。

这“乡贤祠”之类，各地本来都是有的，原本就是有“敦风俗”的作用。只是，往往除了本地人，外地人对异地的“乡贤”多有所不知。甚至，有些本地人也对本地的乡贤没有多少的听闻。更不必说，姚好古还又提议专立“贪亭”。异地为官做贪官的倒也罢了，本地人为官做了贪官的，把名字铭刻出来，有蒙羞乡里之嫌。所以，各地多是没有“贪亭”的。

姚好古一个提议刊行凡列入祠、亭的人物姓名，一个提议专建一个“贪亭”。其出发点，便是想使得这些祠庙的作用能得到更加彻底地发挥，使其之影响能得到更大的扩展。既做到了光耀了忠良，又起到了惩既往而儆效尤的作用。确实是个不错的办法。

尤其姚好古提议立“贪亭”的办法，可称绝妙。人都有乡里之情，罗国器不就曾对迁徙山东豪族而感到不忍么？在各地立个“贪亭”，上边刻写，本乡出贪官某人，再刊行天下。一来，使得贪官的族人在本乡人面前抬不起头；二来，也可以使得本乡的读书人感到羞耻。如果天下都传言：某地盛出贪官。太没面子了。再有入仕的读书人，也许就会因此而时刻存有为家乡除去羞辱、显耀荣光的念头，并时刻立志，要当清廉了。

这一条，是从民间地方下手。

群臣对姚好古的此议，完全赞成。

三个办法，囊括了三个大的方面。邓舍是前天得到的这份条呈，先与洪继勋等人反复讨论，都觉得可行，这才又在今天的朝堂议会上拿出来，交给群臣议论的。此时，见诸臣基本都是支持的态度。他心怀大畅，振袖起身，望了望堂外的雨天，再又顾盼群臣，充满豪情地说道：“姚先生此三策，首策在我。欲行此三策，首先也需我以身作则。

“诸位，请你们看着，我定然会在近日内，便尽去蒙元弊政！绝不会以小故而责大臣！……，日后，你们如果哪天上朝会来迟到了，也不必再担忧会挨板子。”蒙元的制度，迟到也要会被受到笞责，吃竹笋夹肉的。其实，邓舍本来就没做过这种事儿，群臣皆知他在说笑，看他心情不错，都是陪着哈哈一笑。邓舍又感慨万千，接着说道：“世风日下，何为世风日下？其责不在百姓，而在当朝的衮衮诸公！上梁不正，下梁歪。

“诸位，我既愿以身作则，也希望你们都能时刻牢记读书人的风骨，为天下读书人做个表率，不要令我失望！”

诸臣皆跪拜，齐声说道：“谨尊诸公令旨！臣等必时刻牢记圣人的教导，时刻警惕己身，绝不会令主公失望。”

邓舍十分欣慰，笑道：“诸位请起。”

他又露出神往的神色，手按案几，慷慨地说道：“前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遂得三百年锦绣风流。我虽不才，没有多少的能力与德行，但是却也早就非常仰慕前朝的风范，愿意坚决地遵行之。诸位，我也知‘重塑士风’不是一朝一夕之力，并非短日内就可获得成效的。你们之中，年轻的，今年不过二十多岁；年老的，也至多四旬、五旬。‘三年一代。’我愿用十代之力，来行此事！三十年后，请诸公与我，一同再去看天下风气如何！诸公，咱们君臣合力，上下齐心，这世上又有何事不可为之？

“宋儒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此我之志也。诸公，你们的志向是什么呢？”

一番话，说的群臣也是心怀激荡。包括洪继勋在内，都是觉得热血沸腾。在这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倡圣人之道，重塑天下之风气，并因此而再度彰显出华夏的荣光更有意义？更值得人前仆后继，虽路漫漫其修远兮，而仍然百折不回地去做呢？群臣皆高声道：“主公之志，即臣等之志。臣等虽然也才疏学浅，但是却也愿发宏誓，追随主公，襄赞鸿业！”

“好！好！”

邓舍示意群臣归列，他也重新入座，忽然问道：“诸公，我海东才颁行了军衔制，这件事，你们都是知道的。但是，你们可是否明白，我为何分别以‘上士’、‘中士’、‘下士’之名来做‘低衔’三级的名字么？”

洪继勋等自然知道的，没有参与过军衔制制定过程的诸臣，却多不晓得。姬宗周也没参加制定军衔制的过程，他微一寻思，联系邓舍刚才“重塑士风”的豪情，顿时便即胸有成竹，出列奏道：“臣愚昧，妄做猜测。

“可是取古之诸侯，凡所得‘士’，即按此才能，分别立以为‘上士’、‘中士’、‘下士’的典故么？”

邓舍双手合击，说道：“不错！正是。我所以为‘低衔’三级，取此三者为名。其所用意，正是在养士于走卒之中。圣人有天生而为圣人的，有后天学而成为圣人的。虽行伍走卒，乃至市井引车卖浆者之流，位固卑微，然而，只要若其有向上之志，有奋发之情，则即便低微，却也不是不可以成为国家之‘士’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我不但已经在‘低衔’中立此三级，我更打算在民间，也一样定下一个‘民爵’制。苟有利与国家，无论是献财、粟，抑或是引导了一地的风气从善，等等种种，我都会赐给他们‘民士’的荣耀。

“设若有一天，我华夏亿兆生民，人人皆‘士’，人人皆以‘士’的要求来要求自己。我华夏何愁不昌？我华夏何愁不盛？今我华夏虽在戎狄的蹂躏下，沉沦几近百年。但只要你我协力，向这个目标去做。则我神州尽管暂时地沉沦，又有何忧？则我汉人之复，又何愁不能指日可待！”

邓舍自知他的长处和短处。

他虽然有后世的阅历，但是他并不擅长“格物致知”。用后世的话来说，他并不懂科技发明，就凭他的那点与常人无异的学识，也是搞不出来什么发明创造的。他的长处，在略知历史的走势。在略微地知道一点蒙元之后，数百年中，国家因何而衰落的原因。既知道一点原因，虽庸人，亦可对症下药。何况是他？才能不敢说太高，但也绝对非庸人可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