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顺保寨的赵兴不知道潘大临未经赵兴同意便随同苏轼北返，他眺望南方，悠然神往的回答：“啊，值得欣慰的是：文字狱时代过去了。我老师在广东写的诗词也可以刊发了。这些诗词，当初曾在倭国高丽引起大轰动，但在中原反而不得予闻……且等我回去，定将老师的诗作刊发天下。”

王师儒理了理衣襟，作出正冠的动作——这是古人的礼节，表示自己的崇敬。

赵兴马上注意到王师儒的衣襟是左衽的，他微微皱了皱眉头，王师儒很快发现了赵兴的关注，尴尬的一笑，转移话题说：“吾国学子每常听苏公大作，最佩服的还是那首‘大江去，浪淘，千古风流人物’……做出这样的千古绝唱，数风流人物。唯坡仙而已。

我常听说贵国大臣攻击苏公喜好奇淫技巧，我每每不信。但今日见了广东官军，果不信然。连你这个苏门弟子都好摆弄奇技淫巧，想必坡公的造诣更加深厚。

我大辽也常传说广南是妖魔之地，服饰妖，行为妖，说话腔调妖，现在看来。连使用的武器也仿如妖魔临世——刚才你们就在玩火药吧？我原先听说这武器是禁军用来表演地，没想到它威力如此骇人，有此神器后，宋军装神弄鬼的功夫大涨。”

王师儒说“宋军装神弄鬼的功夫大涨”，实际上，他隐含的意思是：宋军保密功夫做的够足，一直忽悠辽国人说火药仅仅用于戏剧表演，为此保密了80余年。没想到它仆一亮相，就克制了辽人引以自傲的骑兵。

赵兴没有解释他的火器与朝廷火器的区别，他表情很谦逊，很老实地回答：“王大人客套了，本官自从领兵以来。百战百胜，唯独在辽国打了一个平手，说起来是本官能力不足，当不起王大人的夸奖。”

赵兴这话貌似谦逊到了极致。但骨子里也是骄傲到了极致。

王师儒嘲笑苏轼喜欢摆弄秧马、龙骨水车、显影液等等“奇技淫巧”，嘲笑宋军装神弄鬼隐藏火器威力。赵兴则“谦逊”的表示：自己自从领兵上阵以来，所向无敌，与他交手过的人不是灭国，就是被他折腾的叫苦连天，但他在黄河岸上“偶然”遭到了辽国正规军的“国家抢劫”，“仓促”之下草草应战……

然而，在这种难以想象的险境下。赵兴却以一支建制不完整的军队，外加几名家丁家将，挡住了辽国数量超出一倍地骑兵，在整个战斗中，他先是展示了阵地战手法，而后又展现了野战、反击战，攻城战。

他所谓的打个平手，是反过来打劫了辽国一个县城。并把这一个县城的百姓都迁往黄河入海口。

这样的战争。对方认为是个平手之战！

这话听的王师儒直想吐，他冷汗淋漓。带着难以置信地目光，似乎无法想象赵兴的无耻，颤颤巍巍的问：“赵大人，以三千散兵游勇，抵御我信安军、崇义军、广顺军三军精锐，相持不下——还以为这是不胜不负，那么，大人想象中的胜利是什么？”

蒋之奇觉得很得意，曹煜张敦礼偷笑。帅范笑得很恶心。蒋之奇看到赵兴调转头，一副“我不告诉你”地模样，他强拉着王师儒岔开话题：“王大人，我初来辽国时，原想不到辽国也有‘师儒’之人，只是辽国的经义解释与我大宋不同……

王大人，我们再讨论一下，你刚才说‘广东妖’，广东之妖，莫过于提倡‘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我以为，圣人之学包罗万象，广东虽然有胡乱解释圣人之学的嫌疑，但有一句话我深以为然——文明的力量在于创造，唯有不断创新才能体现文明进步，否则，就是野蛮与蒙昧。王大人，你以为这个说法如何？”

蒋之奇这个说法实际上在鄙视辽国，因为赵兴在冬至日的三篇讲话中，其中一篇隐隐约约提到：草原游牧民族以破坏与抢劫为主，他们以为“破坏与抢劫”就是文明，而他们的知识总是一代传一代，就像是飞禽走兽那样，将知识“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一代，只有退化没有进化。

赵兴在冬至日“释菜先师”演讲中，对于“破坏者”以及亦步亦规的“学习者”给予了极大的鄙视，他认为草原落后民族进入中原，就是一群蝗虫，他们是来学习地，学习中原文明的文化。然而，在他们没有学会“创造”之前，他们禁止别人“创造”，并把这个当作传统，谁胆敢进行创造，就是触犯了他们的大忌，他们会聚集起来谩骂对方说“违反传统”——当然，在这里他们采用省略大法，真正想说的是“违反了草原民族一贯破坏不建设的传统”，简称“违反传统”。

他们不允许任何革新与改造——这就是赵兴所说的“自己要当禽兽，还不允许别人不做禽兽”。

赵兴的新儒学观念在大宋提出的时候，曾引起轩然大波。最初，读书人对广南“指射之地”兴起地学术不屑一顾，但朝廷大臣对这片“国家财赋根本”是极度重视地，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地”态度。章惇在任期间，极力压制反对意见，淡化广南学术地影响，借助新党排斥异己的残酷手段，当时，整个大宋境内无人敢跳出来攻击。

然而，任谁都没有想到这种学术的强大生命力。大宋刚好处于商业文明的十字路口，在这个时候。与商业文明配套的理论却一片空白。赵兴的新理论披着儒学的壳，谈得是文人最感兴趣地“立身立德立言”，并很具体的讲出了做法——这恰好填补了商业理论的空白。

随着广南商贸的发展，这一理论迅速传播至全国各地。不过，目前似乎有点“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兆头，对苏轼最崇拜的高丽与倭国获得这一理论如获珍宝，奉行不误。而大宋内部的文人学子则根据自己个人喜好，暗自对赵兴的主张做出评价——有辱骂者。也有立即身体力行，开始通过耕读、经商“立身”。

但这套理论中，无论何人，都对赵兴辱骂夷狄地言论深表赞同，一副“我心戚戚焉”的感觉。

宋代是讲究传承的。宋代在军事上薄弱，武力上比不过拥有百万战马的辽国，连弱小的西夏都来欺负大宋。因此宋王朝为了证明自己地正朔，格外推崇正统。现代的三国演义中。视弱小的刘备为正义象征的概念就是在宋朝形成地——刘备是汉室正统，他虽然弱小，仿佛与宋代的军事窘迫相似，但他代表华夏的正统，所以汉人推崇他。

夫子曾曰：“夷狄之入华夏，则华夏之，华夏之入夷狄，则夷狄之。”王师儒就是一个深入夷狄的华夏。按照圣人的说法，他也是一个左衽的夷狄，这样的人物谈论儒学，那是对儒学的侮辱。蒋之奇说辽人对儒学地解释不同，又说“唯有创造才能体现文明”，实际上是赞同了赵兴对辽国儒学的否定。

蒋之奇这厮不愧是个“专业言论攻击者”，他拐弯抹角一通谩骂，王师儒身为辽国学问大家。竟然全无察觉其中的语言陷阱。他生气的反驳：“宋国出的《五经新义》。我辽国都已经搜集到了，细究起来。其中的观点与我辽国没什么不同。

在下以为，我辽国唯独没有王安石，也不会把苏学士贬往岭南，除此之外，你宋国有的学术，我大辽也都有相似之处，只广东儒学……嘿嘿，有苏学士在，有刘挚相公参谋，还有刘安世、范祖禹勘定……这些昔日贤者埋头学问，创造出广南‘新儒学术’，譬如司马相公当日做《资治通鉴》，我大辽倒不便评价。

嗯，我听说《资治通鉴》查禁了，唯独没想到，宋国竟然也对广东儒学另有看法，不知蒋大人能否与我说说新意？”

王师儒说广南新儒是那些贬谪贤者创造，只字不提赵兴。这点赵兴倒不计较，他名气不如那些贬谪高官显赫，远不到开宗立派创新学术的地步，自然很满意能躲在前辈大贤地阴影下乘凉。所以他听了不仅不解释，反而一阵欣慰。

但他没想到，反而是王师儒对广南新儒一副推崇地神态，本国同胞蒋之奇则语含讥讽。

王师儒这段话是采用儒生那种吞吞吐吐，含而不露的说话方式解说地，这种说话方式在当时称之为“文雅”，实际上，这话要用现代语言解释，其中隐含着几个对宋朝庭隐隐的不服与指责。

王师儒的反击主要在几点上，第一是指责王安石，他认为辽国没有这样打着改革的旗号，实际上却利用改革作为名义排斥异己，以攫取最大权力的祸国之臣；其二，他自认辽国再不济，也不会将一位卓有才华的人贬谪到一块必死之地，心怀恶毒的等待该人的死讯。

最后，他点出了广东新学背后那些前辈大臣们，隐隐指出，以蒋之奇的名望，尚没有资格臧否那些前辈名臣的行为。

而他这番话另一层意思也是暗示蒋之奇：广南有今日的兴盛，是因为那些前辈贤能都汇聚在一地，是他们的才华造就了广南，原本这些人的才能都是丞相之才，现在这些人合力治理广东一地，其中所呈现的能量可想而知。因此，南京道败于广南之手，不是自己无能，实在是敌人过于强大。

与之相对的是，宋朝庭将这样的治国之才贬往南方，使他们一个个横死在岭南荒蛮之地，这说明大宋朝依旧不值得辽国君臣正眼看待，说明大宋读书人所秉承的儒学原则不见得正确，反而在广南一地新兴起的那种儒学有一定看头。

王师儒处身辽国，未免沾染上辽人崇拜强者，屈服于强者的心态。广东南路以一路之力，在一场遭遇战中与南京道打了个平手，所以辽国人是不容贬低广东南路的，因为广东南路越是强悍，南京道败的越有面子。

正是出于这种心理，王师儒竭力推崇广东南路的学问，认为正是这些前代大贤都贬谪到了广东南路，使得广南的实力膨胀，并以自己的人文荟萃抗衡辽国南京道。而南京道以一路之力，对抗隐藏在广东南路的背后的那些前任丞相、宰辅，外加一个才华横世的苏学士，竟然能打个平手，这说明，南京道实力并不弱，败得也不冤。

出于自己的立场，王师儒也不愿大宋君臣醒悟，所以他并不希望大宋在全国推行广南的理政策略，所以他对广南的夸奖含而不露，偏重点在于讽刺大宋君臣的昏聩，言语之中，只是轻轻点出苏轼等人的身份，对蒋之奇稍加讽刺而已。

蒋之奇听懂了，在擅长语言斗争的蒋之奇面前，王师儒那套学自草原的政坛斗争术，在蒋之奇面前是小儿科，他哈哈一笑，反击犀利：“广东新学认为，人也分三六九种，其中‘人上人’是创造者，他们因创造而居于人上，而其他人只是学习者，他们主管复述与记录。还有一种被称之为‘祸害’，‘人形病毒’。

王大人不知广东新学的究竟，不如本官来给你讲解一下……”

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王师儒隐约有抬高广东学问的企图，蒋之奇就让他知道这学问中对胡人的鄙视……这两人的争执正中赵兴下怀，他全无劝阻，使劲怂恿蒋之奇寻找专业辩论场所。结果，蒋之奇立刻拖着王师儒离开了武器试验场，两人一路走，一路神色激动，风中还隐隐传来两人争论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