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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十八年在历史上是一个极具意义的一年,天津特别行政区成立的建立表明当时的明朝人在改革上的先进性,史书关于这一年更是进行了长篇累牍的描述,书中提到了很多事情,甚至也提到了锦衣卫,但是就是经常读这段历史的人都往往不记得书中还提到过锦衣卫,因为书中只有短短的一句话,锦衣卫的新时代到来了。----()
为什么只有一句话呢?不是因为写史书的人懒,也不是因为有什么忌讳不敢写,而是因为真的不知道应该写点什么。
锦衣卫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是穷凶极恶的代名词,虽然如此在那个时候至少他们很好相认,锦衣卫在当时的身份是公开的,他们身穿飞鱼服,腰带绣春刀,只要不是瞎子,离得老远就能看到他们那飞扬跋扈的样子,他们虽然可怕,躲远点就行了,可是自从弘治十八年之后,一切都不同了。
至少天津的锦衣卫有了变化,天津的锦衣卫在一夜之间消失了,不是一个两个人,而是全部,所有人都隐藏了起来,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从那时起,就没有人知道到底谁是锦衣卫了,有可能是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你的老板甚至有可能是你的亲生儿子,所有人都有可能是,但是谁也能确定。
如果你不触犯法律或者威胁到国家安全,你有可能一辈子都接触不到锦衣卫。
在1860年的某个深夜,一个叫余勇的年轻人在重新装修祖上传下来的老宅的时候,在老宅的阁楼夹层中发现了一本泛黄的自传,这个自传是余勇的曾曾祖父晚年写的,但是一直没有公开,直到被余勇发现为止。
他的曾曾祖父仅仅是一名普通的锦衣卫力士自传上是这么说的,正是这本自传揭开了锦衣卫长达三百多年的神秘面纱。
自传上的开篇是这么说的:
当我六十岁的时候,我从锦衣卫退休了,为了欢送我们这一批老人,上级让我们观看了一部只能在内部演出的话剧,话剧的名字叫《无间道》,话剧描述的就是一名长期从事卧底工作的锦衣卫的一生,当看到那名已经垂垂老矣的锦衣卫跪在他老婆的坟墓面前说‘我是锦衣卫’的时候,大家笑了
‘他***,这老头不要命了,敢犯这样的纪律!’
然而我没有笑,我笑不出来,因为我明白那名锦衣卫的感受,那是一种渴望倾吐自己内心世界的感受,那种期盼从黑暗中走到阳光下的感受,那种不得不隐瞒甚至欺骗至亲至爱的人后那种内疚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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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衣卫的工作说白了其实就是两分为两大部门:一是情报,二是行动。行动工作的范围非常广泛,举凡逮捕、绑票、刑讯、解送、看守、暗杀、纵火、偷盗以及各种各样的破坏等都属于行动工作的范围。
如果有一天你忽然发现你的邻居消失了,而过了好几天,都没有衙门的人过来询问,那么这件事情就很有可能就是我们锦衣卫做的,和衙门抓人不同,除了必要的,需要公众知道的逮捕行动之外,我们一般会采用秘密逮捕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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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衣卫的来源比较单一,一般都是从军队、军校、太学中挑选,条件是思想可靠,身家"清白",不分性别,年龄在十八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身体健康无显著特征和暗疾,虽然条件如此简单,但是永远都是锦衣卫选择你,你永远无法选择锦衣卫,无论是你想干还是不想干。
我就是从军队中被挑选去的,和我一起被挑选的还有三十多人,可是仅仅过了一个月,就只剩下五个人了,如果是体检后被撵走,我是不奇怪的,但有些人我们觉得他很好,和大家都处得来,甚至是天生的领袖人物摸样,竟然也走了。而有些人只是随大流,看起来不但不突出,就连幽默感都没有,整个儿就是有他不多没他不少的人物,居然就那么留了下来,我就是这样的人。
但是我不敢问他们,比如“你朋友怎么不见了?”“他到哪儿去了”这类的问题,不许问,上头有严格的命令,严禁我们互相打听对方的情况,我也无法根据他们说的话判断谁来自哪里,因为曾经发生过因为一个人被铺而导致一个海外站被敌人遣送回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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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了筛选之后,教官就会教习我们一些基本的军事技能,然后开始就要学习更加专业的锦衣卫课程,我清晰的记得第一堂课程讲的是拘捕术,在我看来这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可是这堂课居然上讲了大半年。拘捕术这门课程分得很细,将不同情况下怎样进行拘捕分为指捕、缉捕、守捕、围捕、追捕、密捕等等
因为有些问题不是亲身干这项活动的人,是无从想象得到的。比如两三个人抓住一个人,当然很简单,但遇到要一个人抓一个人,甚至一个人抓两个人,就不是个简单的事了。
还有,在不同的环境中,如何顺利地把被捕的人带走,都得多方研究。例如从高楼上把一个人带下来,锦衣卫应该走在前面还是后面,就很有讲究。因为走在前面,很可能被踢下去;走在后面,对象又可以奋不顾身地滚下去或跳下去。
在逮捕时,除了怎样防止反抗外,还得针对各种不同的对象,研究出一套对付办法。例如老年人、妇女、小孩等被捕后,不是反抗而是赖着不走,或大哭大叫,特别是老年妇女,锦衣卫对这些人既不便打骂而引起围观的人的同情,增加麻烦,又无法动以利害或威逼。遇到这类的人,锦衣卫便得先发制人,用一套特别办法,使之身体上既感到些痛苦,又无力挣扎叫喊,但又不是十分痛苦,于是只得跟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