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是由一个人、一个集团或一种文化支持的一系列相互连接在一起的设想和期望，一系列关于世界是如何运转的想法，一种价值体系。它与某种哲学思想不同，一种意识形态很自然成为一个行动的方案。

媒介的话语权是指媒介在对受众人产生传播效果的潜在的现实影响力，比如说在冷战期间，东西方之间也分别用无线电波传播自己的思想意识，以此互相抗衡。由于卫星技术的发展，西方的意识形态还在第三世界得到强化，导致本地文化的丧失，而发达国家的电视媒介有迎合消费主义的大都市里的中产阶级要求，媒介所倡导的品位、志趣、时尚、生活方式都有全部西方化。

媒介所传输外界的信息是由某些人或者集团所控制的，一些个人主观倾向不可避免的渗入信息当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中就曾指出，美联社每天通过世界通讯服务从纽约向亚洲发送九万个单词，反过来亚洲每天只向全世界传送两万个单词。这个道理就跟进出口贸易有些类似，既然对方占据了压倒姓多数，那么你的市场上所倾销的，就是对方的观点和价值观了，而当这种倾向姓的价值观传播给受众时，就起到了话语权的现实作用。

“虽然是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倒挂的。”范无病对范亨说道，“你看看建国以来的历次重要的经济事件，基本上都有政治上的话语权在左右着。所以你不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就无法顺利地按照自己的思路去搞经济，严格地说起来这并不算是争权夺利，而是利国利民，要让正确的声音占据主流领导地位！”

范无病所说的倒不是没有道理，范亨经历的事件要比范无病多很多，自然明白这里面的门道儿。

就拿宏观调控来说，其实就是掌握了话语权的领导层在干涉经济，历史上最差的一次是大跃进，头两年经济增长百分之十五以上，后三年跌百分之二十五，五年之内上下波动大概百分之四十。但大跃进其实是破坏计划经济的结果，并不是计划经济的结果。

到文革后期，经济也没有到崩溃的边缘，经济停滞，也不让发奖金，不让人才流动，靠阶级斗争大批判，靠思想政治工作，干部下去跟工人劳动，这一套东西走到了尽头，再也没有什么新动力了。企业领导自主权非常小，技术更新没有动力。工业化原始积累完成之后中国要走向市场经济，四人帮拦住了不让走，确实是错了。

后来打倒四人帮，停止阶级斗争，结束文革，把工作的重心转到经济上来，这事儿华老是有功的，只是他是老实人，思想比较左，没有分地，国内的事不敢搞，没想引进外资，想拿外汇买现代化，想依靠引进外国设备，就想这不是对外开放么，当时中国就几十亿美金外汇，结果经济过热，一年就把外汇花光了。

后来陈老就说，不行的话，你下来吧，还是小平同志来搞。

陈老出来调整了三年，邓公进一步改革，分了地，曰子立刻就不一样了。

结果大家富了一点儿，心态比较浮躁，又说陈老是老脑筋，搞鸟笼经济，消极平衡，我们要搞积极平衡，结果经济控制不下来，连着过热。工业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五，第一个消费高潮是军转民，第二个消费高潮是从外国买生产线，连续十年，中国经济上去了，但物价没有控制住，到了一九八八年出现了抢购，结果急了就反[***]，经济受挫之后就转到政治，闹出第二年的大事儿，大家都是吓了一跳。

然后就是依靠政治力量，把十年总需求的膨胀泡沫一下子干掉，虽然这一次比大跃进强，但还是摆脱不了政治因素，算是硬着陆。

邓公九二南巡之后，经济增长率连续两年百分之十三，物价在一九九四年上涨百分之二十，当时的外汇储备是两百亿美圆。朱老板收拾的比较早，开始整顿，打北海房地产泡沫，把人民币大幅度贬值，之后的五年中，出口一下子上去了，外国资本来了，结果外汇储备就到了一千七百个亿美元。

这个时候突然爆发亚洲金融危机，经济膨胀的是亚洲四小龙和曰本、韩国。中国内需起不来，经济很一般，但出口上去了，是顺差，这个时候中国经济软着陆，一年跌一个百分点，这个时候朱老板立刻发了国债六千亿，专门用来修高速公路，算是正当其时。

“主动调整很重要，调整的时候虽然遭到了激烈反对，但亚洲金融危机来了，大家就都不说话了。治国和治企业其实一样，你得提前调整，等大家都调整了你就晚了。正好中国先调整了没有什么泡沫，都到底了，结果他们一紧缩，我们就扩张，他们下去了我们就上来了，其实这样也不错。”范无病对范亨说道，“但是这么多次的宏观调控，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你想要有调控经济的能力，就要有足够的话语权，你说话没有人肯听，那还折腾个什么劲儿呢？所以啊，企业这一块儿最好管，抓大放小嘛，多腾出点儿时间来动动脑筋，考虑一下营造自己的势力，着也是利国利民的。”

范亨笑着说道，“合着为了获得话语权，我还得拉帮结派啊？”

“切——”范无病撇撇嘴道，“这么多年来，一直就有小山头，又不是第一天听说？”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