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因为成功来得太过迅速，他们都导演过自毁式的高速坠落，幡然醒悟之后，又靠着惊人的自我纠错能力，重新画出一条不断向上的弧线。

曾有那么一段时间，史玉柱看起来就要成为中国的乔布斯了。当时的巨人集团每年都推出一款自主开发的产品，飞快地成长为一个年产值十亿、利润数千万的高科技集团公司。

几乎与此同时，乔布斯只剩下几千万美元的现金，和两个面临着裁员重组的问题公司，他完全可以成为美国版的史玉柱，比如在加州搞房地产，去拉斯维加斯开赌场，到中东倒腾石油军火，或者变成一个精明的股权投资人。但他什么都没有干，只是继续掏自己和别人的腰包来支持两个长期赔钱的公司，固执地等着它们长大。

但最终，甲是甲，乙是乙。

某种程度上，乔布斯是幸运的。在美国，他的理想主义总能找到合适的欣赏者，所以他咬牙不向现实妥协。像罗斯.佩罗这样的前辈创业家愿意签出支票并与其分担风险，迪士尼这样的大公司也同意投资给小公司pixar，让其制作动画长片并参与分成。

而史玉柱之所以蜕变成今天的史玉柱，是因为他发现，背负着两亿巨债想要东山再起，就手头的两个项目来说，搞软件虽然利润很高，但市场相对有限，如果要还清两亿元，估计要十年，而保健品不仅市场大而且刚起步，做脑白金最多只需五年。

事后证明，他的选择居然是对的。

乔布斯早年的密友、曾经一起去印度朝圣的丹尼尔.科特克曾说，“史蒂夫心中总是装着他的苹果电脑。从更深层次分析，他的成功是由于其内心总有一种深切的不安全感，这使他必须出去闯荡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而那个来自安徽小镇，独自闯荡大城市的青年有着非常相似的英雄主义情结。一九九零年，身高一米八、体重不到六十公斤的史玉柱给自己的公司起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巨人，他宣布，巨人要成为中国的ibm，东方的巨人。在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最高领导纷纷视察巨人，有题词说中国就应该做巨人。

最终史玉柱被这种自我赋予和外界强加的使命感所压垮。

此后，他转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实用主义者，只做商人应该做的事。

但乔布斯继续扮演着一个理想主义的暴君角色。在他的威权统治下，苹果公司像一个小王国般高效运转着。

如果乔布斯生在中国，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臣民社会而非公民社会里，他的自大会惯坏他，人们屈服于他的权威，直到他把公司毁灭，就像牟其中、唐万新、孙宏斌这些人一样。但他生在美国，美式资本主义有种对冲的力量，董事会、股东代表、机构投资者像一道道紧箍咒约束着他。

最终，乔布斯和苹果公司实现了双赢。

殊为难得的是，两个人都没有成为过去失败的奴隶。

乔布斯学会了宽容，知道了怎么信任和授权给优秀的人，比如pixar总裁约翰.拉赛特、乔纳森.埃弗这个英国人，原来是设计白色马桶的，后来在苹果公司担当设计副总裁。他还学会了合作与开放，让微软入股，用英特尔的芯片，建立了iphone手机开放平台。

而史玉柱知道，必须时时刻刻保持危机意识，让企业永远保持充沛的现金流。他只做有着高利润率又不跟政斧沾边的生意，这样的生意常常处于灰色地带，他去参股华夏、民生银行，把公司及时兑现，卖掉了上海健特、巨人上市融资近十亿美金，跟媒体保持足够的距离。

唯一遗憾的是，他对创新不再有兴趣。

美国生物历史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中提问，为什么是欧亚大陆的牛、马、羊、猪，而不是南美洲的羊驼、非洲的斑马，成为最终广泛分布于全世界的牲畜？他的答案是环境。

范无病想着这些，一时之间神思有些恍惚，他心想大概乔布斯到了中国，或者史玉柱到了美国，或者两个人的结局会跟现在刚好相反吧？

可见古人说橘子生在淮南为橘，生在淮北为枳，环境的不同对于人的发展果然是有着完全不同的影响的。

此时在演讲席上的乔布斯，却是谈兴正浓，他是语言艺术的行家，顾盼之间颇有激情。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