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雍正皇帝对珐琅彩瓷器的生产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并提出颇为严格的要求。

雍正元年，随着宫廷造办处人员的扩充，以及在雍正帝最信赖的怡亲王的主持下，珐琅彩瓷器的生产在造办处珐琅作积极展开。

但从清代档案记载看，雍正六年以前珐琅彩瓷器的生产进展缓慢，雍正帝对此也不甚满意。

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珐琅彩料需依赖西洋进口，数量有限，必须谨慎使用，不得有误损所致。

雍正六年以后，在雍正皇帝的直接干预下，随着造办处自炼珐琅料的成功，和愈来愈多的宫廷书画家参与珐琅彩瓷器的绘画和写字，珐琅彩瓷器的生产遂取得较快发展。

造办处自炼珐琅料的成功，不仅摆脱了珐琅彩瓷器生产因依靠进口料而可能产生的捉襟见肘的窘态，而且新增加的彩色品种亦可使画珐琅人在表现物像时更加得心应手。

这是珐琅彩工艺在清代的一次飞跃性的进步。

雍正珐琅彩瓷器在图案装饰方面，一改康熙珐琅彩只绘花卉，有花无鸟的单调局面，大量出现描绘院画风格的花鸟、花卉、竹石、山水等图案。

画面空白处题以书法极精、内容文雅的相应诗句。

而且诗文的引首都有一方朱文闲章，句末则有或两方皆朱文、或上为白文下为朱文的闲章。

雍正珐琅彩瓷器真正成为制瓷工艺与诗、书、画、印相结合的艺术珍品。

雍正珐琅彩一直被认为是清宫秘瓷中的极品，无论是在各大市场，都是极难出现。

雍正七年春，雍正爷游赏畅春园，走到杏树林有感而发，想到了杏林春燕这个题材。

杏林春燕在民间的寓意之一是登高及第、富贵吉祥。

这是因为古代天子宴飨及第进士时，正值杏花开放的二月，此时双燕齐舞，燕亦谐「宴」音。

看着眼前的景色和杏林春燕的吉祥寓意，雍正爷马上下令，命唐英督瓷制作一对儿杏林春燕碗。

唐英接令，经过四次修改最终确定设计稿，并交给治瓷大宗师胡大友和吴书二人亲自烧制。

这些史料，在唐英编纂的《陶冶图说》中有明确的记载。

珐琅杏林春燕碗烧制成功，雍正爷龙颜大悦，收在上书房供自己欣赏。

乾隆三十二年，乾隆爷把这对儿杏林春燕碗儿赏给了大学士和珅。

后来嘉庆帝查抄和珅家的时候，不慎将其中一只杏林春燕碗损毁。

随后，嘉庆皇帝把那只唯一的杏林春燕碗送到圆明园。

那场浩劫过后，唯一的杏林春燕碗就此消失。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佳得行的一次春季拍卖会上，一只雍正画珐琅杏林春燕碗横空出世。

在当时引起神州收藏界的超级震动。

拍卖会开始的时候，神州四大收藏世家，包括孔繁龙刘建华这些大佬悉数到场。

十几位大宗师亲自上手鉴定，但结果众说纷纭。

后来孔繁龙亲自上手，确定那件杏林春燕碗是仿品。

孔繁龙所说的仿品，跟广义的仿品可不是一个意思。

孔繁龙认为，那件杏林春燕碗也是雍正年间烧制的。

技艺几乎跟官窑一般不二。

唯一的差别，就是两只燕子的形态不那么完美。

其中一只燕子的尾翼有些不对称，不仔细看还真就看不出来。

要知道，皇帝的要求何其严苛，虽然是微乎其微的瑕疵，但皇帝绝对不能容忍。

也就是说，那件不可能是雍正帝下令烧制的那一对儿杏林春燕碗其中之一。

虽然找到瑕疵，但那件小碗也实属难得。

最终还是以九百万的价格落锤成交。

要知道，九十年代的九百万，那已经是天价了。

拍下那件小碗的是保定府收藏大家蒋洪涛老先生。

后来经过孔繁龙的斡旋，蒋老将那件杏林春燕小碗捐给了国博。

而真正的杏林春燕碗，在世界范围内都不曾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