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卢特金发现暴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传染病后，立即决定用处理公共卫生问题的办法来解决它，抑制传染。他发起了一个名叫“治疗暴力”（nce）的组织，找来刑满释放人员和金盆洗手的黑帮成员，像疾控工作者控制传染病那样，深入社区，阻断暴力传染。有人遭到枪击时，他们就赶往医院病房，劝说受害人不要实施报复。他们收集凶杀威胁情报，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更宽泛地说，他们试图改变社区的规则，让滥用暴力的人受到鄙视，而不是尊敬。“暴力是一种后天习得的行为，也能成为被抛弃的行为。”

近几年，“治疗暴力”的模式已经传播到美国其他城市和国外，甚至传到了伊拉克和哥伦比亚，取得的成绩引人注目。细致的评估显示，“治疗暴力”能够以微不足道的成本，将严重暴力行为的数量减少四分之一或更多。加里·斯卢特金认为，如果获得充足的资源，经过微调的模式能够将凶杀案发生率降低70%。

瑞秋·贝克维斯、莱斯特·斯特朗和加里·斯卢特金医生寻找创新和有效的方法回馈社会，反映出我们表达仁善之心的渴望。我们希望找到生活的意义和目标，而途径之一，就是与一个高于我们自己的使命相连。本书介绍了在美国和国外利用研究成果、实证策略和天才创意来阻止暴力、促进健康、发展教育、传播机会的创新者，并展示了具体的操作方法。通过这些方法，我们也能为世界带来些许改变。我们着重描写的人们，有的募集或捐献资金，比如瑞秋和她的家人，以及从这场悲剧中汲取力量的支持者；有的是组织者，比如斯卢特金和斯特朗；还有很多是冲在最前线的步兵。在一场用新的智慧、方法和经验减少贫穷和不义，解决社会问题的变革中，他们都是不可或缺的一分子。从美国孩子辍学到非洲肠道寄生虫疾病，很多令人欣喜的全新应对方法已经诞生，能够为众多问题带来改善。在某些案例中，人们取得了惊人的进步。

20世纪的很多社会问题都看似无法解决，难以根治。我们探索火星，把移动电话装进腕表，却不能保证市中心贫民区家庭的安全；我们能测定胶子这样的亚原子粒子，能设计出会开车、会互动，还能击败象棋大师的机器人，却只能心有不甘地承认，在把孩子留在学校的战斗中，我们败下阵来；我们当中很多人都知道，在某些地方长大的男孩更有可能进监狱而非上大学，这是一种不正确也不公平的现象，但我们却举起双手，向贫民区的形势投降。暴力和贫穷，无论是在刚果还是在芝加哥，都依然是严峻的现实。

担任《纽约时报》驻外记者期间，我们结了婚。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想，怎样做才能更好地帮助身边有需求的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城里最乱的街区为打击暴力出力，或者在学校当志愿者。我们大部分人只付出零星的努力，比如在这里或那里捐些钱。和很多美国人一样，我们两人也有必须得保住的正式工作，为抚养孩子忙得不可开交，这导致我们只能通过非常有限的方式寻找高尚的使命和需要帮助的人。我们不是定期去教堂，将支持献给某个宗教机构的人，而且，虽然我们想伸出援手，但从来不知道该如何从非营利组织铺天盖地的吁求中做出选择。基本上，我们对怎样才能更好地帮助国内外的人们感到困惑。因此，我们考察了怎样才能更好地创造影响，怎样才能帮助一个机构做出有效的改变。这本书，就是我们的成果。

在最慷慨的人中，美国人民占有一席之地，尽管也许并不是最最慷慨的。“世界捐助指数”（g ）试图测量各国人民的慷慨程度，虽然每年的结果各不相同，但已有超过五年时间，澳大利亚荣登榜首，爱尔兰其次，美国位列第三。在美国人每年捐献给慈善事业的3150亿美元中，大约四分之三来自个人捐款。慈善超越了社会阶层，美国的穷人和中产阶层尤其慷慨。位于收入最底层的20%人群[3]，捐款额占到收入的3.2%，显著高于收入最高的20%人群的捐款收入比（1.3%）。大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每年为慈善捐款[4]，男性、女性和儿童平均每人捐款约1000美元。

然而，帮助他人远比看上去困难，仅凭一番好意是不够的。人们捐钱时很少像赚钱时那么机灵，坦率地说，很多善款的使用效率并不高。我们决定，把目光投向“在全球范围内扩展机会”这个话题，因为人才易觅，机遇难寻。我们在肯塔基的房车停车场，在达尔富尓的大树下，在缅甸偏远的山区陋屋里都曾偶遇过了不起的天才。扩展机会的障碍之一，是世界很多地区对妇女和女孩的压迫，我们在上一本书《天空的另一半》（ Sky）中讨论了这方面的严峻挑战。现在，我们把视野放宽，考察要获得机会所面临的其他障碍，以及如何克服它们。

很显然，很多善举并不涉及争取机会：赞助面向晚期癌症病人的临终关怀服务，保护受虐待的动物，支持艺术创作，为教堂或寺庙捐款，或者本着喜愿基金会（Make a ）的精神，帮助癌症患儿实现心愿等，都是值得赞扬的努力，我们也很赞同。但是，我们同样面临着一个挑战：传播机会，从而使一个人的未来能够不再完全依赖“出生彩票”。全世界每年出生的孩子里，几乎有一半要和他们的出身抗争。比如在重男轻女的社会中降生的女孩，无法进入好学校；比如在索马里或巴尔的摩帮派横行的街区出生的孩子，生来就陷入暴力的旋涡。发挥出自己的潜力，对他们来说格外困难。他们是失败者，这个世界也是，因为它夺走了孩子们所能做出的贡献。传播机会，让孩子们蓬勃成长。我们花费数万亿美元治疗贫穷的症状（仅美国一个国家自1965年以来在经济情况调查上就已花费了20万亿美元），其中很多的确是必需的。然而，更重要的挑战是根治潜藏的病因，而我们这些赢得出生彩票的人似乎有责任利用我们的好运，帮助消除这些根本性的不公。

好消息是，对于如何带来改变，专家们正在形成更完善的理解。研究者们开发出新的实证方法，越来越多的慈善组织开始评测并追踪成果，关于怎样更好地创造改变的新兴科学正在出现。任何人都可以利用这门学问，并且有理由相信，通过最近才得以使用的、确定的干预，捐款正在产生影响。援助组织“证据行动”（n），以哈佛大学的迈克尔·克莱默（r）、麻省理工学院的埃斯特·迪弗洛（）和耶鲁大学的迪恩·卡兰（n）等发展经济学家近期的研究为基础，计划每年向非洲或亚洲的每个儿童提供50美分，用于为他们驱虫。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最近的研究发现，这个低成本高收益的方法能够让孩子更加健康并更有可能去学校上学。因驱虫而获得的健康和教育，将使一个孩子在成年后收入增加20%。[5]今天，实现它只需要每周捐出1美分。每得到1.98美元捐款，“证据行动”就能提供一台氯化器，使一个贫困家庭得到一年的洁净饮用水。现已证实，这个方法能够将痢疾发病率降低40%，而痢疾正是导致儿童死亡的一个主要原因。

如果你更倾向于帮助美国孩子，只需25美元，就能通过相关项目联系到一位吸烟的美国孕妇，向她解释吸烟对胎儿的危害，促使14%的吸烟孕妇戒烟。怀孕期间吸烟会增加子宫内的睾丸酮含量，对男性胎儿未来的行为产生长期影响。母亲在怀孕期间抽烟，生下的男孩成年后入狱的概率显著增加。我们将会看到，减少孕期药物滥用或帮助青少年避孕的行动，将为整个社会带来深远的利益。

每年捐款20美元，你就能帮助一个贫穷的美国孩子在看儿科时获得医生开出的“阅读处方”和童书。这个项目叫作“伸出手，一起读”（ ），由一群医生和医疗服务提供者发起，向幼儿发放图书，并建议家长为孩子念书以促进儿童的脑部发育。这个项目极大地增加了儿童的词汇量和家长定期为孩子读书的时间。这些办法并不是让问题一夜之间就消失不见的魔棒，但它们经过严格测试，操作简单，能有效瓦解我们面前的挑战。换句话说，它们是通往机会之路。

今天，通过互联网见证捐赠产生的影响，也更加容易了。社会企业家创立的众多组织已成为捐赠者和受惠者之间的桥梁。美国青年康纳·博安大学毕业后去欧洲的滑雪胜地打工，赚取自己的滑雪费用。后来，他想“寻找一些不同的东西”，就在1996年另找了一份工作：去海地的高中教英语。在康纳教书的学校，最出色的女孩是埃斯蒙德·约瑟夫。听说她毕业后要去参加文秘课程，康纳困惑不解，问她为什么不设定一个更高远的目标。埃斯蒙德解释说，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医生，但是连小学也没有读完的父母无力负担她上大学。康纳借给她30美元，以便她能够申请一所医学院（在海地，学生们本科就进入医学院了）。她被录取后，康纳又拿出自己的积蓄，为她支付每年3000美元的学费。埃斯蒙德自己也竭尽全力。她常在烛光下学习，有时为了省下12美分的车钱，步行5公里去学校。为了帮助更多像埃斯蒙德一样的学生，康纳发起了“海地教育和领导力计划”（ am，简称HELP，意为“帮助”），为以全A成绩毕业的海地优秀高中生提供大学奖学金。为了让这个计划持续下去，奖学金领取者要承诺，毕业后工作的前九年内，将薪水的15%回馈给HELP。目前，已有超过150名学生依靠HELP的奖学金进入大学，而埃斯蒙德已经是一名医生了。

伸出援手所收获的好处是双向的。受益的不只是埃斯蒙德这样的学生，还有那些帮助他们的人。越来越多的美国学生正在了解世界以及国外的公共服务，因为他们的学校就在资助贫穷国家的学校，有的甚至在当地盖起学校。通过名为“柬埔寨世界援助”（ ）的组织捐款45000美元，就能够在柬埔寨盖一所有三间教室的学校。其他美国人也找到了他们自己的切入点。在海地的一家旅馆里，来自加州洛斯阿图斯高中的老师赛思·唐纳利偶遇了当地一所学校的校长蕾阿·多尔。邂逅引出持续不断的交往：洛斯阿图斯中学为多尔给海地贫困学生开办的新学校募集了20万美元。向我们展示新学校时，多尔说：“没有洛斯阿图斯的学生们，我们永远都办不到。”每年夏天，洛斯阿图斯高中都组织一批学生来海地，和同龄人见面，帮助他们学习英语。说洛斯阿图斯的学生和海地学生收获一样多，未免太轻率，但毫无疑问，这种交流让加州的中学生有了审视世界的新视角，而这是他们在课堂上永远都学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