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援助项目的运行更加顺畅，往往也更加透明，这是因为像多尔这样土生土长的项目领头人越来越多，他们了解当地情况，比外国来的援助工作者花费少得多。无论是在纽约布朗克斯，还是在海地贫民区，当地领头人能争取到社区对新项目的支持，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具有重大的价值。

我们曾写过特芮莱·特伦特的故事，她来自津巴布韦的一个村庄，只念过一年小学。而现在，她创造出了一些新东西。特芮莱11岁就结了婚，丈夫殴打她。她遇到国际小母牛组织（）的负责人乔·勒克（Jo Luck）时，还是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牧民。勒克让她把自己的目标写下来，这看起来有些奇怪，但特芮莱写下了去美国学习的志向，她要念大学，当学士、当硕士，甚至要成为一名博士。然后，她把写有目标的那张纸裹在塑料袋，塞进锡罐里，来到她放牛常去的地方，把罐子埋在一块石头下。她开始参加函授课程，表现出色，最终被俄克拉何马大学录取，并得到奖学金。拿到学士学位后，她回到津巴布韦，挖出锡罐，拿出心愿纸，画掉了第一个目标。然后，她飞回美国读硕士，拿到学位，又回到家乡挖出罐子，画掉第二个目标。终于，2009年，她在西密歇根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并再次回到津巴布韦的牧地，挖起罐子，画掉了最后一个目标。

现在，特芮莱·特伦特博士和救助儿童会（ ）合作建学校，让更多的孩子也能实现他们的梦想。她创立了一个基金会“”——意思是“梦想能够实现”——这也是她自己的信条。2014年，她在家乡开办了第一所学校。当特芮莱向津巴布韦的家长和孩子讲述让女孩接受教育的重要性时，当她计划在偏远的村子开办更多学校时，她的信誉远远超过任何外来者。

成功人士往往鄙视穷人或无家可归的人。[6]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苏珊·菲斯克（）通过脑部扫描展示出，具有较高成就的人看到穷人的画面时，大脑会将穷人当成物品而不是人类的图像处理。成功者有时将贫穷视为道德上的失败，将自己的成就归功于一个简单的道理：你刻苦学习，勤奋工作，为未来做出牺牲，遵纪守法，就能创造自己的好运。然而，如果你的母亲是个酗酒的少女妈妈，你一生下来就带着酒精造成的严重伤害，这条路就难走得多。同样，如果你生在一个极度贫困的街区，你疲惫焦虑的单亲妈妈骂你多过抱你，你面前的障碍恐怕也难以跨越。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明尼苏达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儿童在3岁半之前受到的养育方式比智商更能预测出他们的高中毕业情况。

因此，结论就是，终结贫穷最有力的决定因素是那些生来贫穷的人。就像沃伦·巴菲特说的一样，出生决定命运，我们人生的结果往往依赖于一张“卵巢彩票”。我们大谈美国梦，但来自收入最低的20%群体的孩子[7]，12个中只有一个，奋斗一生才有机会跻身收入最高的20%阶层，而在阶级意识强烈的英国，这个比例是八分之一。我们将在这本书中深入挖掘贫穷的循环和教育赤字——后者对美国和其他国家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我们也将检视那些已经证实能够打破循环的策略。正如我们所见，早期干预——从怀孕和婴儿时期开始，持续整个学前阶段——对打破贫穷的循环尤为有效。我们过去的努力之所以常常失败，部分原因就在于来得太晚。

20世纪杰出的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曾提出一个令人折服的观点：衡量一个社会的公平时，要在“无知之幕”下考虑。也就是说，降生在这个社会时，我们不知道母亲是投资银行家还是未成年少女；生在绿树成荫的郊区，还是帮派横行的内城；健康还是残疾；聪明还是迟钝；享有特权还是低人一等。这是一个狡猾的分析工具。想到自己可能就是需要进入保育学校的失养儿童，我们当中还会有谁反对为它提供资金？我们应当记得，一个人是享受家庭的幸福还是流落街头，二者间的差别不仅仅是由我们的道德水平或自律决定的，更是由运气、大脑化学、教养方式、基因和外界援助的复杂组合决定的。我们也该承认，生活的成功反映的不只是一个人的进取心和意志力，也有机遇和早期教育，同情心更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文明的标志。

我们的挑战是，培养出一种利他主义和富有同情心的文化，让人们形成社会参与的本能。这就是说，不分你我，只有我们。这一进程已经开始，过去250年来，我们在扩大同情心方面的进步是惊人的。第一次为别人争取利益而非为自己索取更多的大规模社会运动，是始于18世纪80年代的英国废奴运动。第一次针对全球贫穷问题的国际救灾运动，在19世纪40年代的爱尔兰大饥荒时期成形。（人们的同情是有限的：维多利亚女王要求奥斯曼帝国苏丹捐献的赈灾款不要超过一万英镑，因为这会让她区区2000英镑的捐赠相形见绌。[8]）今天，几乎每所大学的公告栏里，都能见到为异国困难人口吁求的海报，但从历史上看，这不过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今天的人们对小鸡和母牛的关心，也许远胜过几个世纪之前的人们对奴隶和外国人的关心。普林斯顿大学的彼得·辛格（r）教授，就是日益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倡导者[9]，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r）和歌手波诺（Bono）与他志同道合，他们身后，还有数量庞大且不断增长的捐赠者和志愿者队伍。

有时，人们认为这个领域令人感到心灰气馁，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世人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功，有多少来源于消除不公和不义、消灭奴役和饥饿的运动？单说过去这一代人，反醉驾母亲协会（st ng）推动改变了酒驾的观念，每年挽救数千条生命。环保人士成功禁止了含铅汽油的使用，减少了脑部正在发育的婴儿暴露在含铅环境中的概率，将美国和国外儿童的平均智商提高了几分。避孕措施的改善和普及，使美国青少年的生育率自1991年以来降低50%以上。儿童死亡率也经历了一场变革，在儿童数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注射疫苗、治疗痢疾、补充微量元素以及加强营养，已经使全球儿童死亡数量从1966年的2000万减少到现在的660万。世界银行的目标是，到2030年，基本消除极度贫困。自从人类存在以来，极度贫困就是大多数人面对的生活状况。巨大的挑战和巨大的不义依然存在，在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也是如此，但是这些进步提醒着我们，继续前行，我们将获得什么。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没有完美的工具，也没有无尽的资源，但如果投入爱心和思想，我们能做得更好。

我们两人撰写这本书，主要是为了鼓励大家——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加入我们，推动世界的进步。在本书中，我们首先将尝试解答很多人都存有的顾虑——捐赠或志愿活动是否真能带来改变。我们也将探寻，社会变革的领袖和执行者们是如何反思怎样更好地帮助他人的。在有些案例中，这意味着支持新的方法，比如采用营利公司模式，创造财富，使改变得以持续。

说起慈善，人们总免不了冷嘲热讽。有些也的确切中要害，然而，这些缺陷不足以阻挡一个人追求为别人的生命带来根本性的改变。在每章的附言中，我们将着重描写一个人物或一个组织，来说明改变是如何发生的。

谈论帮助他人很容易陷入乏味无聊的多愁善感，甚至沦为道貌岸然的伪善。但是，最有力的反驳是，伸出手，尝试去帮助，特别是当我们把这当作一项社会活动的时候，它就不是特蕾莎修女式的自我牺牲，而是满足感甚至喜悦的源泉。过去几十年来，堆积成山的证据已经表明，社会行为，包括帮助他人，能够促进精神和身体健康，延长寿命。一项跟踪7000人死亡率的研究发现，在同等健康条件下，社会联系最少的人，其死亡率比社会联系最多的人高出两倍多。[10]也许正是深植于每个人体内的社会因素，解释了我们对生命意义的渴求。我们想找到目标，传承衣钵。

当然，我们也在积累实践依据。在患有冠心病的成年人中，社交上处于孤立的病人死于心脏病的概率是其他人的2.4倍。社交孤立加快了雌性老鼠的衰老，使它们的乳房肿瘤增加，寿命缩短，不过目前我们尚不能清楚，社交孤立是否对人类具有类似的影响。近期的研究表明，社交孤立背后的生物学过程是，隔绝使慢性炎症增加（特别是男性），这些炎症引发健康问题，导致死亡。当然，社会交往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并非一定要通过奉献助人：加入一个乡村俱乐部也可以。但证据显示，与帮助他人有关的社交活动特别有益健康，并令人感到满足。利他主义既是健康的动力，也是幸福的动力，而它似乎就深藏在人类的神经化学之中。

实验发现，就连还不会说话的幼儿也试图做出利他行为。他们会安慰看起来手指受伤的成年人（甚至主动和成人分享一个泰迪熊）。扫描伤者和目击者的脑部时可以看到，二者脑部被激活的区域是相似的。也就是说，在神经学的层面上，看到他人受苦令我们感到痛苦。当我们得到礼物、享受美食、调情或做爱时，大脑的“快乐中枢”在扫描图中就会亮起来。我们两人接受了脑部扫描，检测我们在进行慈善捐款时快乐中枢的活动情况。啊哈，扯远了。我们想强调的是，在忙碌的、物质的生活中，帮助他人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满足感的巨大来源。几乎没有更自私的享受能超越利他主义带来的快乐了。

所以，不要把回馈社会想成无聊的减税手段，而该把它当作为生活注入意义、奇迹和欢笑的机会。通过举办晚宴，比如“妇女餐会”（ ），或在酒吧开派对，还有用“啤酒换图书”（ ）来帮助他人的组织已经出现。类似的计划不计其数，针对小学生、老年人和这两个年龄段之间的每个人。

在试图创造改变、创造更有意义更令人满足的生活时，上一代人除了直觉，几乎无所依靠。当时，“回馈社会”是属于12月的活动，是弓着腰签支票，全凭猜测所做的事。近几年来，如前所述，神经学和经济学的发展以及层出不穷的严格实验，让我们对在全世界创造机会的工作有了更多的理解，也看到了通过奉献获得个人满足感的光明前景。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以中国伟大作家鲁迅的名句作为书名。现在，脚下已有了路，指引我们如何为周遭的世界带来积极的影响。这是一条希望之路，也是一条满足之路：像往常一样，我们从试图鼓舞他人开始，以自己收获力量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