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忽必烈统帅大军南下远征,经过多次战斗,人困马乏,饥肠辘辘。忽必烈勐地想起家乡的来肴——清炖羊肉。于是吩咐部下杀羊烧火。正当火夫宰羊割肉时,探马突然气喘吁吁地飞奔进帐禀告敌军大队人马追赶而来,离此仅有十里路。但饥饿难忍的忽必烈一心等着吃羊肉,他一面下令部队开拔,一面喊着:“羊肉!羊肉!清炖羊肉当然是等不及了,可生羊肉不能端上来让主帅吃,怎么办呢?这时只见主帅大步向火灶走来,厨师知道他性情暴躁,于是急中生智,飞快地切了十多片薄肉,放在沸水里搅拌了几下,待肉色一变,马上捞入碗中,撤上细盐、葱花和姜末,双手捧给刚来到灶旁的大帅。
忽必烈抓起肉片送进口中,接连几碗之后,他挥手掷碗,翻身上马,英勇地率军迎敌,结果旗开得胜,生擒敌将。
在筹办庆功酒宴时,忽必烈特别点了战前吃的那道羊肉片。这回厨师精选了优质绵羊腿部的“大三叉”和“上脑”嫩肉,切成均匀的薄片,再配上麻酱、腐乳、辣椒、韭菜花等多种左料,涮后鲜嫩可口,将帅们吃后赞不绝口,忽必烈更是喜笑颜开。厨师忙上前说道:“此来尚无名称,请帅爷赐名。”忽必烈一边涮着羊肉片,一边笑着答道:“我看就叫涮羊肉吧!众位将军以为如何?”从此,涮羊肉成了宫廷佳肴。
元军南下逼近临安,文天祥召集幕僚开会商讨对策,文天祥道:“事已窘迫,如之奈何?”座下一人康慨应对“一团血”,文天祥问他“什么意思?”“相公既死,我们也不独活,大家共赴国难”。
文天祥笑了,他讲了一个故事:过去有个叫刘玉川的人,爱上了一位名妓,两人情意绵绵,海誓山盟白头到老。这位名妓闭门谢客,一门心思放在刘哥身上。后来刘哥及第拜官,名妓认为刘哥必定会带上自己一同赴任。不想刘哥担心影响不好,就忽悠她说,纪委规定不能携带家属,你我情深意切,既然不能长相厮守,我愿意和你共赴黄泉。名妓说好。刘玉川马上置办了毒酒。信誓旦旦地说,感情深一口闷,你先来吧。小三接过毒酒一饮而尽,再看刘哥时他跑得比兔子还快。小三殉情而死,而他却心满意足地赴任去了。
文天祥讲这个故事,是不相信个个都会言行一致。果然,跟随文天祥转战南北颠沛流离的幕僚一共有七人,这些人有的望风而逃,有的死于乱兵之中,还有的投降元军了。文天祥兵败被执后,让手下一个叫孙礼的人携带诗书告别诗友,并给他家里报个信,不曾想孙礼苟且偷生不辞而别。只有一个叫刘荣的人不离不弃,甘冒斧铖一直陪伴在左右。
经过鲁港之役,南宋部队损失惨重,士气严重受挫。伯颜继续沿江东下,德右元年十月,元军自建康分三路向临安挺进。伯颜亲率中军进攻常州。常州地处交通要道,扼守临安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伯颜在此投入了20万军队,常州知州姚訔、通判陈炤等奋勇抵抗。伯颜驱使城外居民运土填充护城河,甚至将运土百姓也用作堆砌材料,最终筑成环城堤防。十一月十八日,元军总攻,两天后常州城被攻破,元军进行了野蛮的大屠杀,上万人被害,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幸免于难。常州大屠杀产生了蒙古入侵者所希望的震慑作用,随后,当元军逼近时,平江守将未经接战便献城投降。
随着蒙古铁骑的逼近,临安府内人心惶惶,大批人试图逃离都城,尤其是朝廷大小官员,为保身家性命,带头逃跑。同知枢密院事曾渊子等几十名大臣乘夜逃走。签书枢密院事文及翁和同签书枢密院事倪普等人,竟暗中指使御史台和谏院弹劾自己,以便卸任逃走,御史章未上,二人已先逃跑。谢太后下诏说:“我大宋朝建国三百余年来,对士大夫从来以礼相待。现在我与继位的新君遭蒙多难,你们这些大小臣子不见有一人一语号召救国。内有官僚叛离,外有郡守、县令弃印丢城,耳目之司不能为我纠击,二三执政又不能倡率群工,竟然内外合谋,接踵宵遁。平日读圣贤书,所许谓何!却于此时作此举措,生何面目对人,死何以见先帝!”然而,太后的谴责在蒙古铁骑的威胁之下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根本不能激起内外官员为宋室而战的信心。德右二年正月短暂的休战后,仅有6名官员出现在朝堂上。官员的逃跑瓦解了军心、民心,使宋王朝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皇室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擅权误国的贾似道被杀,此时朝廷如果能够振作起来,任用贤臣,局势或许还可以扭转。但恰恰此时,朝廷却犯下另一个严重的错误,即任命陈宜中为相。在陈宜中的主持下,宋朝终于陷入万劫不覆的深渊。陈宜中是一个狂妄自大、欺世盗名的两面派,惯于提出冠冕堂皇的高调言辞,谴责任何妥协退让的主张和行为。统帅禁军的殿前指挥使韩震提出迁都建议,他竟然私自将其骗到自己家中杀害。
陈宜中长期通过这种哗众取宠的表演和豪言壮语来获得权势,提高自己的威望,但事实上却是一个优柔寡断、冒充抵抗英雄的胆小鬼。德右元年春夏之交,战事最为激烈的时候,朝野内外纷纷要求他亲往前线督战,他却犹豫畏缩不肯出城。显而易见,陈宜中不可能为宋朝冒生命危险。七月份,他离开临安,逃到了远离前线的南部沿海地区,要求朝廷在这一地区给他安排职务。他拒绝朝廷派来请他回朝的命令,太皇太后无奈,亲自给他的母亲写信。在他母亲的干预下,陈宜中回到都城任职。太学生对陈宜中的逃跑行为进行了强烈的抨击,指责他畏首畏尾、胆小怕事,是一个言过其实的两面派。
陈宜中当国,行事摇摆不定,徘回在和与战之间,不能作出决断。德右元年年底,局势在他主持之下,朝着越来越不利于宋朝的方向发展,除了彻底投降以外,已没有其他回旋余地。文天祥、张世杰提出迁都到东南部地区,以图背水一战,胆小的陈宜中否决了这项提议,一意求和。德右二年正月十八日,谢太后派大臣杨应奎向元军献上降表和传国玉玺,哀乞伯颜念上天好生之德,对宋朝皇室从宽处理。元朝要求与宰相面对面会谈,陈宜中被这种要求吓破了胆,便再一次抛弃太后和年幼的皇帝,于当天夜里逃离临安。
陈宜中逃走后,蒙古铁骑已兵临城下,局面已无可挽回。谢太后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出使蒙古军营谈判。文天祥正气凛然,被伯颜扣留,谢太后又派贾余庆出使。
二月初五,临安皇城里举行了受降仪式,赵显宣布正式退位。三月二日,伯颜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临安。元世祖下达诏书,要伯颜送宋朝君臣速往大都朝见,赵显同母亲全氏和少数侍从离开临安,踏上前往大都的路程。谢太后因有病在身,并未同行,但不久也在元军的逼迫下启程北上。
赵显到了北京,忽必烈很快召见了他,封他为瀛国公。全皇后、谢太皇太后都封了爵位,基本上都得到了较好的安置。南宋不同于金国。蒙古人对南宋并没有直接的仇恨,金国被蒙古所灭后,完颜皇家宗室被全部杀死,一个也没留。
赵显和他的母亲在北京虽然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处处被监视着,时刻得不到自由。
可以肯定,在北京的幽禁生活是枯燥而单调的。而赵显被俘后的历史记载又十分的少,只有些零零散散。据记载,1282年,赵显已经12岁,从北京被遣送到上都开平生活了6年。1288年,忽必烈“赐瀛国公赵显钞百锭”。
忽必烈忽然不打算再养着他们娘俩了,为他们找了个“有前途”的职业:瀛国公赵显学佛法于土番,全皇后出家为尼。一对母子都被安排出家,从此骨肉分离,天涯各自。
赵显出家学佛的地方是土番,即西藏。其后汉文史籍再也没有了记录,但在藏文材料中偶有踪迹。赵显十九岁到西藏喇嘛庙里出家,得法号“合尊”,皇天不负有心人,不数年,赵显在藏佛界崭露头角,成为把汉文佛典译成藏文的翻译家,并且还担任过萨迦大寺的总持,成为当时西藏的佛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