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安县在海口东南不远处,只不过2007年的时候,那段路的交通还不算好走,于是我问店主从海口过去得多长时间的时候,他告诉我差不多得三个多小时。而三个多小时,也就是我开车去一趟成都的距离,所以我还没觉得什么,我坚持要他联系当地的那个供货商,我们当下就出发,到定安县跟他汇合,然后由那个供货商带着我们到已经拆迁的地方去看看,如果问题真的如我所料出在那里,我是必然能够找到点踪迹的。
在给供货商打完电话后,我们就坐着店主的车朝着定安县出发,那一路的颠簸,让我只想死。幸好我的屁股还算有点肉肉,不过经过这一路的颠簸,估计也就松弛了。我也总算明白海南的鸡蛋为什么会全国卖的最贵了,这一路颠簸下来,还能有几个是完整的呢。店主告诉我们,以前的路还要好走一些,不过最近在修路,所以很多社会车辆都必须走以前的老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说是路程三个多小时,但是当我们到底定安县的时候,已经临近下午2点。
海南的年初还是温暖的,即便是定安县位于海南的内陆,风里却还是有些海水的味道,出点汗还是有粘黏的感觉。供货商在我们约好的地方碰头以后,听说我们三个人都还没吃饭的时候,带着我们去吃了定安县特色的羊肉汤锅,那种味道比起重庆的羊汤来说,少了一份豆腐乳的骚味,却多了一种原生态的味道。饭后的小点心是椰汁糕和萝卜糕,吃上去的味道跟重庆的灰粑差不多,就是更甜一点。总体来说,这一顿我还是相当满意的。吃饭期间我们聊起了前阵子供货商从老房子里拿出来的东西有点问题,供货商告诉我们说,先前出发的时候店主曾给他打了电话,所以他也把当时在屋里弄出来的那些自己收藏的玩意也带来了,于是他从包里取出来,除了那几个玳瑁的茶杯以外,还有一些别的看起来很精美的东西,例如几个白瓷的盘子和银雕的首饰。凑到一起后让我看看,我把几样东西分开用罗盘看的时候,发现它们上边普遍都有点微弱的反应,但是那种力量不足以影响到活人,所以供货商这么些日子也没事。但是我并没有把这个结果告诉他,我只是跟他说,你看指针都在动,你这些东西都不干净。
我其实是想在回程的时候,把他那副玳瑁的茶杯给骗走。
饭后供货商带着我们沿着一些小路,走了挺远,几乎在靠近郊区的地方踩停下来,然后指着一块几乎被铲平的荒地说,就是这个地方。我惊呼到,这么大片地都是那个老屋子?因为我目测那片地足足有一个学校足球场那么大,供货商笑哈哈地说,当然不是,那个屋子虽然也挺大的,但是也就是当地以前的土豪的房子罢了。接着他带着我们沿着废墟走过去,一直走到一个只剩下石桩的地方,他说,就是这里了。这里没拆以前就是个大院子,但是几十年前荒废了以后,就让当地政府给修了围墙锁住了,本来还打算跟这附近的教堂一起,等到后来的时候开发起来当作一个旅游,但是教堂毕竟是宗教的东西,政府一时半会也不敢擅自拆了,后来考虑到这个老房子虽然还算气派,但是在这里显得非常不伦不类,加上本身的建设需要,也就拆了。我呢,是个投机商,我当初听了丈量队的人说过,这屋里的木料还是不错的,于是就托了点关系,等到拆之前先进去找了找,就找到那堆玩物,直到拆了以后,我就第一时间去找人把那些废料全都运走了。我问他,你当真没有拆分卖给其他人吗?他说是的,因为毕竟是老料,用途其实不大,也就只能卖给一些加工商或是古玩店,但是这些东西虽然老旧,但是却没有什么艺术欣赏的价值,于是干脆就一股脑全都卖给了海口的那个店主,中间自己赚点差价,也就是了,反正摆在家里也是废料一堆。
我点点头,心想这人还真是挺会做生意的。几句话的功夫就能把别人废弃不要的东西卖给另外的人。我问那个供货商,那关于这房子的事情,你还知道多少?他说,那多余的还真是不知道,就知道这房子闲置了很多年,后来有些当地的小孩也翻进去玩,砸坏了不少东西,政府把围墙修起来以后,还一度专门请了个看门人,还养了狗,但是后来人和狗都没继续呆在这里了,于是就把门给锁上了。我问她,那传说呢?这当地有没有关于这栋房子的传说?他说这个就不清楚了,他也不是当地人,只是在当地靠着低价买高价卖做点营生而已。我问他当地还有没有别的认识的人的时候,他则朝着不远处另外一对看上去非常破旧的地方说,如果真的要问的话,咱们去前面村子里兴许还能问点东西出来。
于是我们一行四人沿着不宽的道路朝着村子里走,在靠近村口的地方我果真看到了那个黑色外墙的斑驳建筑,供货商告诉我,那地方就是这里的德肋撒教堂,不过几乎是荒废了,现在教堂已经成了危房,以前听说还有不少传教士,现在也都走了,就在村口那地方有个教会接待办公室,就一个人值班。我说这地方看上去哪像教堂呀,要不是那个十字架的话,谁知道这地方是不是哪个土豪以前的房子。
进村以后我对周围的人仔细打听,虽然老人也有不少,而且老人也往往是我重点打听的对象,但是村子里的老人几乎都跟我言语有些不通,好不容易问到一个正在屋外晒一种藤状植物的大婶,大婶却告诉我她也是外乡嫁来的,对这里的事情也不是很清楚,我问她这里资格最老的人是谁啊,还能不能找到,我说我正在做一个当地民俗的调查笔记,我是CCAV的人,大婶一听就来劲了,对我说,你上教会办那去问问吧,他们做教会的知道我们这儿的事情,就算是不知道,也能给你找个知道的人。大婶突然的热情让我有点手忙脚乱,她大概是真以为我是电视台的人,还把手在围裙上擦了几下说,你要是找不到路,我带你去好了。我慌忙说不用了大婶也说没事,很近。
无奈之下,我只能藏着我的谎言,任由那个大婶带着我们重新回到村口的教会办,里面一个穿白衬衫的老大爷正在打瞌睡。大婶拍了拍门,然后对那个老人说,宋大叔,我给你带点人来,是电视台的记者,他们有点事情问你。宋大叔看上去就是那种还没睡新鲜的样子,坐起身来打了个呵欠对我们说,几位请坐,你们想问什么你们就问就好了,我们教会办虽然现在只留了一个办公室在这里,但是过几年我们这里可就要重新修缮了,到时候记得也帮我们宣传宣传。我问他说,宋师父你知道村口不远处前阵子被拆的那片地,那有个围墙围起来的老房子,那房子以往是干什么用的你有印象吗?
我看宋大叔是典型的汉族人长相,跟很多海南土生土长的老百姓还是有些区别,所以我也就是试探着问了一问。宋大叔说,那个房子荒了好多年了,我来这里都三十年了,一直没见到里面住人,那房子的事情我也知道一点,但是不多,这家老屋的人都死光了,也没后人,所以你要问个准确的可能还只能去问村长,村长都还不见得真的知道呢。
这我是相信的,自从海南开放以后,大部分的村长都是指派的,除非是那种闭塞偏远的小村庄。如果还需要找到别人进一步了解清楚的话,在那之前,我还是得让这个宋大叔说说他所知道的事情。于是我问他说,这房子以前的主人你们都没见过是吧,他说是的,我说那是为什么人就突然没在这住了呢。宋大叔说,当时他刚刚到这里来的时候,也有过同样的问题,也问过不少村里的老人,老人们告诉他,这家屋子以前的女主人其实和他们教会还是有莫大的渊源,因为定安县的德肋撒教堂算得上是海南岛本土最老资格的教堂,在清朝光绪年间就已经由一个法国的神父和一个澳门的传教士斥资修建了,距离现在已经一百多年的历史。海南岛和中国的别的地方不一样,并没有经历过过长时间的战乱,这里除了在1939年起被日本占领后,抗战结束也就光复了。而日本人占领海南岛也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大规模的战斗,日本投降以后国共两党曾在海南岛发生过一系列战斗,定安县位于海南岛的靠北位置,当初战乱不断,但是正规军交战起码还不会过分地去伤害百姓,真正让这里老百姓感到畏惧的,还是战前战后的土匪。
宋大叔喝了一口茶,然后放了一个槟榔到嘴里,接着跟我们说,就在解放以后,因为战争停止了,那些教会的传教士们又回来了,但是由于人口比较少,而且大多数并没有真正的信仰,所以由教会出钱,在当地兴办了一所教会学校,而那个老屋原来的女主人,就是一个从外地受聘来这里教书的老师,嫁过人,前夫曾是国民党的一位军官,但是当时由于抗战胜利后,许多国民党官员都丢弃了自己的糟糠之妻,到了这个村子以后,她就被老屋的主人给看上了,说媒成了以后就嫁给了这个屋子的主人。我问宋大叔,那个老屋原来的主人是干什么的,他说,不就是个当时的地主吗?有人说日本人在的时候他还当过汉奸,但是这个就没多少人知道是不是真的了。岁数据说是比那个女教师要大不少,反正那个屋主的儿子比女教师小不了几岁。我点点头,大概能明白当时的那种关系,于是我问他,那后来呢,这些人都去哪了?宋大叔说,这些也都是他听说的,只知道在文革期间的时候,女教师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而且还有地主老婆的身份,就被带走了从此再无音讯。地主家是重点批斗对象,屋主就连夜逃跑了,儿子是在半路上被人抓住,也是躲躲藏藏,但是跟老爹走散了,后来听说儿子上山当了土匪,但是被剿匪的时候给打死了,老爹也不知道为什么,在某个夜晚悄悄回了自己家,然后把自己吊死在家里了。
我一激灵,我问宋大叔说,吊死的,你确定吗?宋大叔说,反正当时我来打听的时候村子里的老人是这么跟我说的。我说你还知道点什么,吊死在自家屋里的消息是否可靠?他说,真伪这我没办法确定,如果你一定要个准确的答案的话,你可以去找村子里的黎老汉,现在村子里的老人不多了,能知道当年这些事情的就更少了,反正我当时到这里来的时候黎老汉也跟我一起聊过这事,你找到他一问就知道了。
我说那麻烦你了宋大叔,你告诉我黎老汉住在哪吗,他说你别急我查一查,于是开始翻看着自己桌上的那个小本子,接着对我说,几社几号。我记下来以后,问那个带我们来大大婶说,您告诉我这地方朝那个方向就行了,我们就自己找去,不麻烦你了。
从教会办公室出来后我们又走了差不多二十多分钟的路,才找到那个黎老汉的家。我还没跨进他们家的篱笆院子,就看到一个卷着裤腿赤脚的老汉,正在挥舞着一个类似木槌的东西,一下一下在一个小缸里樁着看上去很像是糍粑的东西。我知道,这个人想必就是黎老汉。于是我上前打招呼发烟热乎了好一阵后,当我得知他就是宋大叔口里所说的那个黎老汉后,我又开始一步步地跟他聊起来,其实内容都是宋大叔告诉我的,我需要黎老汉告诉我的就只是这些传闻的真伪罢了。黎老汉最后告诉我,首先那个地主是真的吊死在自己家的,但是死因据说是逃到外地但是没有钱了,于是不得不回家把埋在地下的财务物找出来,所以才半夜摸回家里,但是回家后听说是突然觉得自己命苦,老婆下落不明,儿子也被人给打死了,自己也是一把岁数,还得偷偷摸摸地回来偷自己家的东西,心里愤恨,一时想不通,就自己把自己挂死了。我问黎老汉,当时死了以后是谁发现他的,黎老汉说,这个就不清楚了,但是当时自从村子里传开说地主吊死在自己家的时候,他也跟去看了热闹,在场的人说是把自己挂在堂屋的房梁上了,死的时候舌头都吐出来老长,我倒是觉得那个地主挺可惜的,早年日本人在的时候我还很小,但是那个地主已经成家了。后来日本人跑了,他还把自己家里的米和粮都分出来给了村民,而且解放后修教会学校的时候,还让我们这些没念过书的孩子去上学,修学校的时候他也捐了不少钱,本来好好一个人,硬生生被逼得妻散儿亡,自己老了还要上吊自尽。
说完他沉默了,我也沉默了。过了好久我才说,想必是虽然自己老了,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种日子才是个头,多活一天都是担惊受怕,多折磨人呀。
黎老汉没有说话,只是抠了抠自己的脚。
我给黎老汉留下一百块钱,然后告辞,朝着村口走的时候,我跟随行的几个人说,现在事情基本上也算是弄清楚了,首先这个鬼肯定是个吊死鬼,因为这些已经被当地人证实了。其次他不愿意离开甚至拒绝我来带路,这说明他还有心结。就之前宋大叔和黎老汉的口述来看,这个老地主当时自杀的时候,心里更多想的是自己的悲催,觉得老天爷不该这么对他,而非对什么东西有所留恋。这样还真是不好办,因为如果这种遗憾和怨恨是自己给自己的,那么他就会一直原地打转,越陷越深。我们甚至无法找到他的根源所在,只能尝试着一点一点的带,让他自己明白了。
姐夫问我,那你打算怎么做。我说首先这两串佛珠,除了那个佛头和六粒弟子珠以外,其他的都必须到他的老屋遗址上去念咒焚烧,接着我转头对供货商说,你手里的那些东西,也一样也不能带走了,你得还回去。这对你来说损失不了什么,毕竟你说穿了也是偷的别人的东西,但是对这个老地主来说,把原本带有他生前信息的东西还回去,这在我们行里就是一种“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做法,说白了,我要送走的不止是它的灵魂,还有吊死他的房梁和生前的物件。因为这些留存有老地主的怨念和信息的东西如果还留存的话,难保今后还出什么乱子,再者如果不这么做,我估计地主也不肯跟着我走的。
走到村口后,供货商再一次带着我们到了老屋的遗址。奇怪的是我用罗盘找了很久也没能在废墟里找到其他的踪迹。于是我嘲笑着对供货商说,当时你收拾得还真是干净啊。接着我把那些东西集中到一起,从马大姐的那串挂式佛珠上拆下六粒弟子珠和那个佛头,佛头给了姐夫,六粒珠子分别给了店主和供货商,然后把剩余的堆放在一起,用绳围住,绳头也是用钉子给钉在地上,接着我开始念咒,直到那堆东西的拼凑出一个比较完整的灵魂,然后我一边使劲拖拽着那个地主的灵魂,要他跟着走,他还是比较抗拒,直到我没有办法,一把火烧掉了佛珠等物,才算是一半劝诫一半强送才弄走了他。佛珠很快化成灰烬,玳瑁只是烧的有些发白,但是形状还在,那些首饰则完全没变。这下我又犯难了,后来仔细想了想,于是用手帕收起那堆烧完的和没烧完的灰烬,悄悄绕到了教堂背后,挖坑埋了下去,也算是一种镇压吧,就是当时并不知道管不管用。
回海口的路上,店主很担心,说还有些别的材料还没能追回来呢,会不会没弄干净,我说这个只要魂带走了理论上是不会的,我之所以把佛珠上的东西分给你们,也是让你们至少要供奉49天,如果这期间还是没什么事的话,基本就不会有事了。其实我心里想的是,如果这49天平安度过的话,就说明已经是彻底干净了,那样这桩事情也算有个了结。
定好机票后第二天离开海口回重庆,店主送我们到机场,此期间他也把起初许诺的赔偿给了姐夫,也给我们报销了来时的机票。回到重庆以后我也先收取了马大姐他们一半的佣金,并且双方约好如果49天后没事的话,剩下那部分钱就会跟我结算。
说实在话,当时我心里挺没底的,因为我自己也不能够确定到底能不能安然撑过这49天,其实离开这回事跟自杀是一样的,如果自己想要做,那么外人其实是很难阻挡的。例如一个人决心要死,无论我怎么劝,他也未必会因为我的劝诫而不去死。一个人不愿意离开,也未必是我使蛮力就能真的带走。所以我那期间还是有些心虚的,算是在赌,碰运气吧。地主的死亡在我看来是个悲剧,是属于自己无法抗拒的一种悲剧。遇上了不对的时局,任何人都有可能变得很脆弱。
不过既然连死的决心都能下,那为什么就没有坚持活下去的勇气呢。
所幸的是,49天安然度过,我也如约拿到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