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于《说疫气》中言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云：“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

马日磾这封奏书让刘辩想起了汉末三国时期除了战争外，另一个对人口的大杀器。

华佗的医书没有流传下来，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影响深远。

这本书放到后世来看，有其局限性，可若是放到当时当代，毫无疑问是医学领域的极大进步。

刘辩目前犹豫的是，此二人目前未必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和医学知识，如果贸然将他们诏来雒阳，刘辩担心会产生揠苗助长的问题。

不过，即便把他们留在地方行医，以刘辩目前的能力，给他们提供些便利倒也没啥问题。

如今巫医一体，在许多百姓心中，药没有符水管用。

就如大疫，即便是士人也只认为其产生的原因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

在这种社会氛围下，一个出身不差的知识分子选择潜心研究医术，从事士人眼中的“贱业”，而非按部就班的走仕途，其道德水平必然是值得尊重的。

华佗有“沛相陈珪举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的记录；张仲景最后也弃官修书。

刘辩能给他们提供不少额外的帮助。

缺乏纸张，写医书只能用竹简？跑腿、采药的人不足？需要弟子？与别的医者交流不便？

这些朝廷统统都能予以支持。

最关键的则是——名！

刘辩可以帮助他们将巫医彻底切割开来，提升医师的就业环境。

华佗曾感叹医师地位低下，张仲景也感慨庸医害人，败坏名声。

但没关系，谁说医师就不能著书立说了。

而且，鸿都门学能研究书法，绘画，难道就不能增添一项医术吗！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刘辩得先确定目前的张仲景和华佗究竟有没有著书立说的能力，这一点，问他们本人最为靠谱。

说干就干，刘辩当即写了一封信，希望太尉马日磾帮他代为询问。

后者在刘辩心中还是比较靠谱的，应当不至于推托。

虽是私信，但毕竟是写给在外持节的太尉，所以刘辩也没避着旁人，也不怕别人看。

而且，刘辩也附上了一点他自己能想到的一些可能对如今医学发展有帮助的知识，并转变成了时人能理解的话，希望马日磾能转交给华佗和张机。

如，将细菌病毒解释为眼睛看不到的小虫，小虫能通过水、气传播，将水煮沸可以消灭这些小虫。而造成大疫的原因就是某种小虫进了人的身体，然后在人与人之间通过水、气传播……

对内，则推说是以前看史道人的道家藏书时发现的，对外……谁又能来问他呢？

刘辩在入宫前好歹同史道人相处过半个月，他觉得就算史道人被人找出来了，也没啥风险。